王以哲，原名蓬峤、海山，字鼎芳，1896年生于吉林省宾州厅偏脸子屯（现属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宾州镇）。1918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1922年毕业后入东北军。1928年12月东北军改旗易帜后，他任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他被迫率部入关，但不忘收复失地。1933年，他被任命为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负责古北口等地的抗日阻击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表现出其抗日的信念。
图注:王以哲
“九一八事变”爆发至第二次国共合作之间，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瓦窑堡会议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间，中共却完成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方针政策的转变。国共两党不同的方针政策，使国内人民看到中共团结抗日的决心。东北军爱国将领王以哲支持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逐渐与中共人士进行交往，从而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及其方针政策。他多次帮助红军解决军需等方面的困难，向红军提供各方面情报。经周恩来介绍，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他辅助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付出巨大努力，并为维护其成果以身殉难，实为“国家民族之干城”。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沈阳发动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命令实行“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任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的王以哲，只能执行这一命令。然而，王以哲的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率领官兵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对日进行反击。随后，王以哲对赵镇藩说：“当时听我的话就坏了，多亏你把部队带出来了。”随之，他又对全体官兵讲：“我下令不抵抗是秉承最高统帅命令行事，我的错处是，既不抵抗，就应及早下命令突围，免遭许多无谓牺牲。对这一过错我负全责。我诚心诚意地向兄弟们表示歉意，承认自己在应变上的无能。”之后，他率部离开了山海关。不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王以哲谈道：“我们自己受侵略而不去流血抵抗，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声援和干涉上，岂非等于傻瓜躺在床上等着天上掉馅饼吗？”“在沈阳北大营时，我下令打，就能立即打起来，决不会让日本人轻易占领沈阳，但我没有这样做，时过境迁，失掉了大好机会，还不如义勇军的士兵，我成了民族的罪人。”后来，他曾再三向张学良建议：“东北是咱们丢掉的，咱们有责任收复东北。”（出自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由此可以看出，王以哲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他支持抗日和想要收复失地的决心。
图注:张学良与蒋介石
1933年3月，承德失守，日本侵略者进入长城各口。张学良调任王以哲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让其负责古北口至滦东一线防务。六十七军在王以哲的带领下，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于古北口歼敌1500多人，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民族士气，为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进入古北口参加第二阶段的长城会战争取了时间，被誉为民族英雄。
6月下旬，蒋介石于庐山召见王以哲，说：“你要很好地掌握东北军部队，直接听我的调遣，参加‘剿共’，我可以把东北军组成一路军，由你当总指挥。”王以哲回道：“我是张副司令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出国前一再叮嘱我们，有关重大问题，务必和他商量后再做出决定。请委座直接和副座商量，只要他同意把东北军调出来‘剿共’，我是绝对服从命令的，非然者，背信弃义，只图个人的禄位，我将不齿于侪辈，有人如此，委座又何取焉？”（出自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他不但没有答应蒋介石，反而将其送的5万元购置军需等用品，发给全军士兵。王以哲的这些做法，不仅鼓舞了全军士兵，而且体现了其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决心。另外，王以哲还创办《东望》，提醒士兵不忘国耻。《东望》第六卷第四期发表了王以哲的题词：“所欲我告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可以看出，王以哲收复东北、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3月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共”副司令，第六十七军也被从抗日前线调到大别山“剿共”。在与红军的多次交战中，张学良和王以哲看到红军组织军民和进行政治动员的能力，其中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等口号，不仅激励了红军战士和民众，而且鼓舞了张学良、王以哲等东北军士兵，使他们对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1931年至1934年间，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共两党不同的对日方针和政策，使国内人民逐步支持和认同中共，同时也使东北军将领王以哲逐步改变了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
1935年，日军加紧对我国华北的侵略，蒋介石却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华北面临危机。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起草《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1月，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九人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指出：“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的这一系列方针和政策，都表明了团结全国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对张学良、王以哲等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也被提上重要日程。
图注:张学良与杨虎城
1935年12月初，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放回，同时带回了彭德怀给王以哲的信：愿停止内战，共同组织抗日联军。经张学良、王以哲、高福源三人商量，王以哲于1935年12月21日与高福源一起写信给彭德怀，表示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彭德怀将此情况汇报于毛泽东，便开始了与王以哲的秘密电台的联络工作，王以哲因此也开始了与中共人士的交往，成为张学良联系红军的桥梁和唯一信得过的助手。
1936年2月25日，王以哲代表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进行了东北军与红军间的首次谈判，最终达成了停战、互助的口头协定：（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线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农民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四）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半年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五）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前往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计，红军去白区办货时可着便衣（出自彭德怀、毛泽东关于对南京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给李克农转王以哲电）。这些口头协定，使红军和东北军开始建立联系，促进了二者间的交流和合作，团结了国内抗日力量。同时，王以哲成为东北军在陕北率先与红军订立停战协定的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中最早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为之努力的爱国将领。会谈期间，王以哲了解到苏区物资匮乏，便两次派人掩护中共有关人士采购药品等物资。同时还将搜集的山西、河北等省的军用地图及南京、北平出版的报纸、杂志，送给中共人士。可见王以哲对红军的关心和帮助。
1936年3月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有关人士和王以哲，分别将这五项口头协定告知所属部队。3月23日，蒋介石下令封锁延长、延川一带黄河，堵截红军，王以哲按兵不动，履行了口头协定，为红军赢得了时间。
经王以哲筹划，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会谈前，王以哲给周恩来写信：“兄等平安到川口，弟闻之，慰甚甚。为邂人耳目计，可简从进城，是祈一切面谈。谈话时间可坐（作）竟夜未尝不可，于明午前四时离城即可也。一切安全不成问题，弟均负责，谨请放心是祈，并祝午安。”（出自高存信、白竟凡《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这封信中，王以哲与周恩来以兄弟相称，不难看出，王以哲对周恩来的关心和尊重。会谈后不久，中共派刘向三接替李克农，负责洛川的联络工作。王以哲经刘向三得知，红军生活困难，枪支弹药缺乏，便让其军械处处长范长庚给红军送去两千多支步枪。随后又派人送去十万元，并说：“我们是反对萁豆相煎的内战的。我曾给蒋介石上过‘抗日刍议书’，张将军也曾多次进谏，但蒋氏决意内战，我们只有在军需上支持红军。”王以哲对红军的多次援助，帮助红军补充了军用等物资，解决了其军需等方面的困难。王以哲多次向中共和红军伸出援手，同时在与中共人士的交往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和了解了中共及红军，更加认同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张。这些努力，都为其之后加入中共作好了准备。
1936年7月，经周恩来介绍，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84年，中组部根据叶剑英首长的解密意见和调查，承认王以哲将军为中共党员）。
1936年8月9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境内，准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蒋介石调集胡宗南、王以哲等部围剿红军。王以哲每天与彭德怀函电交往，把自己部和胡宗南部的行止时间、行军路线等消息通报给彭德怀，为红军制订作战计划、安排行军路线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10月，王以哲得知红二、四方面军衣服单薄，便动员西安的军需被服厂，赶制棉衣等衣物，送给红军，又一次解决了红军军需等不足的困难。11月2日，彭德怀电告王以哲：“兄部到予旺堡后，务请停顿二三日，协助弟之行动，相知之深，谅承鉴查。”王以哲应其要求，阻滞胡宗南部和东北军前进，牵制了其力量，为红军的胜利赢得了时间。最终，11月21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被红军击溃三个师，全歼一个半旅。此次红军的胜利，与王以哲的帮助密不可分，他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来西安坐镇督战，强迫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军围剿红军。张学良不满蒋介石的做法，于9日晚上找王以哲商议扣蒋事宜，王以哲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12月12日早晨，蒋介石及其随从被扣西安，西安事变爆发。当天，王以哲向中共中央发了两封电报，通报了扣蒋的消息，指出全国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机会搏斗。事变爆发后，王以哲协助张学良与周恩来配合。在谈判中，周恩来指出为了共同抗日，应该释放蒋介石，王以哲说：“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达十年之久，惨杀共产党人何止万千。但共产党不报私怨，为国家、为民族，决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感人至深。”最终，12月25日，西安事变在多方面的协商谈判中得到和平解决，王以哲在此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为了解救张学良，1937年1月31日，周恩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杨虎城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三方高级会议，作出和平撤退和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的决议。这一决议，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延续，也体现了王以哲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拥护。然而，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却认为，王以哲出卖了东北军和张学良，遂于1937年2月2日，派东北军警卫连连长于文俊杀害了王以哲。
王以哲被害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成员去王以哲家吊唁。1937年2月4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唁电：“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遂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
王以哲未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之前，与中共人士的交往，是这一时期党外人士与中共人士交往的典范。加入中共之后，他给予中共和红军及时的帮助，积极拥护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他辅助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付出巨大努力，并为维护其成果以身殉难，实为“国家民族之干城”。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任芳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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