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的时候，毛泽东就讲起过自己的过往，在辛亥革命时期，刚满18岁的自己参加革命新军，成为一位普通的列兵，虽然到了1912年初的时候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青年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过去，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决定退伍，继续留在长沙读书，正好碰上新成立的“湖南全省公立中等学校”(长沙一中前身)在全省招生。
毛泽东说：“我那时候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大洋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发现居然名列第一。...那里有一位国文教员对我的帮助很大，后来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毛泽东在谈话中没有说出名字的那位国文教员指的就是符定一先生(有的学者认为借出《御批通鉴辑览》的是符定一先生，但是引起青年毛泽东读史习惯的应该是湖南一中的其他教员，但是无论是谁，这或许并不会影响对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的描述和判断)。
1912年，符定一先生在长沙创办了“省公立高等中学”并担任该校校长。
招收新生的时候，年龄才19岁的青年毛泽东也在去参加考试了。
这次考试的题目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为重?”
青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读书求学经历，加上自己还当过兵，参加过社会实践，自己也经常进行独立思考，对民国社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故而对此类问题早有自己的深刻见解，行文流畅，逻辑严谨。
符定一先生看到毛泽东这个青年的文章之后，称赞不已，但是又疑其有伪，因为文章涉及到的内容很是深刻现实，所以决定亲自面试青年毛泽东，以验真伪。
在面试室里面，符定一先生另出题目让他作答。
青年毛泽东见一所学校的校长如此看重自己，便沉着应对，文章不仅直指要害，还气势磅礴，富于文采。符定一先生看了青年毛泽东的文章大为赞赏，当即决定录取。
在省立高等中学校读书期间，有一次，毛泽东与教国文的教员因文章中的观点不同发生了争执，青年毛泽东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位老师一气之下找到符定一先生，说这样的学生我从来没见过，经常与老师顶嘴，我教不了他，一定要开除。（旧社会老师都有很大的权威，是不允许学生与老师进行辩论讨论的）
符定一先生是那种愿意接受西方思想的开明士绅，于是对这位教员说道，学生有问题咱们可以教育，咱们对学生不能动不动就开除，要是把开除当为惩罚手段，那我们就没有教育意义了。
从这件事之后，符定一先生亲自给青年毛泽东所在的班级上了几个月的国文课，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教员的尴尬心理，也避免了青年毛泽东的逆反心理。
符定一先生见青年毛泽东理想远大，志向高远，有报国之心，有一腔热血，更为难得的是能沉下心来读书求学，读课外书籍更是有所偏好，于是就把自己阅读过圈点过的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送给他阅读，让他汲取古代兴衰成败的历史教训，增长才干。
这一举动对于求知若渴、喜爱读书的青年毛泽东而言，无疑喜出望外。
《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是清朝乾隆帝亲自参与并进行批注裁定下由纂修的一部大型纲目体编年通史。
它是《四库全书》里《御制评鉴阐要》这本书的另一个书名。
乾隆皇帝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极为赞赏，决定要出一部《资治通鉴》的删节本，以供清朝皇子贵族使用，并定名为《通鉴辑览》。
于是一些投其所好的臣子将《资治通鉴》上乾隆皇帝的朱批汇集起来，形成了《御批通鉴辑览》这本书，呈现给乾陵皇帝的时候，乾隆皇帝还兴致勃勃的在卷首写下了序言。
《御批通鉴辑览》全书一共有120卷，里面的内容上起上古伏羲氏，下迄明朝灭亡，为中国古代史书典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
从形式上看，《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由正文和乾隆皇帝的批语(简称“御批”)两部分构成。
乾隆皇帝的“御批”多达一千九百余条，字数也达到150000字之多，内容更是涵盖广泛，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诸方面无所不包，成为该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乾隆皇帝在批语中，对史书撰写的书法义例、朝代更迭的正统与偏安问题、储君的预立、君臣伦理纲常等诸多问题都发表了比较精彩、比较独到的见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由于清朝文字狱大规模的盛行，对士人阶层的屠杀极其残忍，士人阶层对历史的评论也变得极其忌讳，除了皇帝，没有任何一人敢批注史书，这时候士人阶层都埋首经书，产生了所谓的“朴学”）
我们无从知道的是，当时青年毛泽东感兴趣的，究竟是《御批通鉴辑览》中写的那些历史事件，还是乾隆皇帝颇有分量的批语。
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兴趣一生都没有衰减，直到晚年还经常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等书籍，单单几百万文言文的《资治通鉴》毛泽东就读了不少于17遍；而且遇到很多重要的内容，毛泽东还经常送给他最亲密的同事或周围的工作人员去读。
这与符定一先生赠书给青年毛泽东读《御批通鉴辑览》有莫大的关系。
因为在此之前，青年毛泽东虽然对历史已有一定的了解，但知识多是来源于《纲鉴易知录》等基础的启蒙历史书籍。
《御批通鉴辑览》是青年毛泽东真正意义上第一本系统性阅读的正统史书，对培养青年毛泽东的史观和价值观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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