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76年，古巴比伦国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成为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意味着人类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国王学会了通过法律，规范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几千年之后，法律已经成了维护一个国家和平稳定的重要方式，一个人人守法的国家，才能发展壮大。
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法律，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进一步完善本国法律法规，在这一过程中，有时候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就以一个大学生的死亡为代价，推动了我国法律的进步。
孙志刚是个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只因身上没有携带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就在各种阴差阳错下，被一部不合时宜的法规禁锢了人生自由，并最终失去了生命。
孙志刚死后，媒体对其经历进行了宣传报道，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我国也在此时注意到了，部分行政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立刻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废除了法规，推动了法律进步。
这一案件，被认为是中国司法系统具有进步性、革新性的标志性案件，时至今日仍时常被人提及。
孙志刚1976年出生，是个普通的农村孩子，家境贫寒，却从小有当画家的梦想。
14岁的时候，孙志刚经过努力，考上了团风一中，开始学习绘画。
据他当时的老师说，孙志刚十分有潜力和天赋，进步速度飞快，而且年纪虽小，思想高度却不低，既没有把绘画当做高高在上的艺术，也没有仅仅将其看作谋取利益的手段。
在孙志刚的计划中，他会先把绘画当做谋生手段，然后再向更高的艺术性前进。
这样的远景规划，随着孙志刚的成长和毕业而慢慢变成现实。
2001年，孙志刚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来到深圳寻找容身之处，深圳的高速发展给了孙志刚不错的工作机会。
在深圳经过几年历练后，孙志刚又于2003年跳槽到了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做平面设计师。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现在的孙志刚说不定已经功成名就。
2003年3月17日，孙志刚来到广州还不满一个月，与朋友一起租了一间房子，一边在新公司适应工作，一边熟悉着广州的一切。
当时网络刚刚兴起，孙志刚对电脑和网络十分感兴趣，成了网吧的常客。
当天晚上10点，孙志刚从合租屋离开，准备去网吧玩，结果在街上突然被民警拦住，对方声称要检查他的证件。
孙志刚作为一个外来务工人员，需要具备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警方也确实有权利检查相关证件。
然而事发时天色已晚，孙志刚出门只是为了上网，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有效证件，导致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民警出于谨慎考虑，将孙志刚带回了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这本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检查，无论是当值民警还是孙志刚都没有想到，因为各种阴差阳错，孙志刚竟意外丢掉了性命。
1982年，我国颁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这一法规的出台，是为了帮助乞讨者、露宿街头者以及生活没有着落的人返回家乡，保护他们的利益。
在颁布的那个年代，这一法规确实起到了正面作用。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到了1991年，收容遣送的对象已经不仅限于流落街头者，还包括三证不全者，也就是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了孙志刚的悲剧。
孙志刚进入派出所之后，民警对其进行了相关调查，发现他并没有办理暂住证。
按照孙志刚的说法，他来到广州时间还不长，还没来得及办，不过这样一来，他确确实实就成了三证不全者。
此时孙志刚被允许打电话给朋友，在电话中，孙志刚向朋友讲述了自己面临的困境，希望朋友帮自己证明身份。
孙志刚的朋友接到电话后，立刻带着相关资料来到派出所，想要证明孙志刚除了暂时没有办理暂住证之外，在当地有固定居所，也有正当职业。
然而，这些资料并没有能证明孙志刚的身份，他的朋友希望保释孙志刚的想法也没有实现。
据朋友事后回忆，当时他在派出所看到许多人陆续被保释离开，但自己提出要保释孙志刚，却被告知：“孙志刚即便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
迷惑不解的他猜测，这跟孙志刚被抓的时候得罪了人有关，但究竟真实原因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
朋友没能把孙志刚从派出所带走，于是第二天凌晨2点，孙志刚从派出所被带到了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
在这里，值班民警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这份笔录中，孙志刚成了一个没有正常居所、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暂住证的人，与事实完全不符。
在后来有关孙志刚案的调查报告中，这份笔录被描述为“是极不负责任的”。
笔录制作完成之后，治安协管员将其交由孙志刚签字，并由现场民警代替收容待遣所的所长签下了“同意收容遣送”的意见。
至此，一通稀里糊涂的操作之后，有正当职业且没有违法犯罪的孙志刚，突然就成了符合《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的三无人员，被送到了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
而孙志刚的噩梦，也是从此时开始的。
在当年整件事件被媒体曝光之后，许多人认为孙志刚在派出所中遭到了民警的殴打，才导致其随后死亡。
但实际上，直到孙志刚被送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他身上都没有任何伤势，这是经过医生诊断的。
也就是说，民警并未对其进行任何伤害。
原来，经过一晚的折腾之后，孙志刚得知自己即将在3月18日上午被收容遣送，十分惊恐和害怕。
到达收容遣送中转站后，他对中转站的工作人员说：“我有心脏病，我不舒服。”希望工作人员让自己去医院接受治疗。
事后据孙志刚的家人回应，孙志刚并没有心脏病，有人推断，他之所以用心脏病作为借口，是因为觉得医院的待遇或许要比收容遣送中转站好一些。
殊不知，这一选择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中转站工作人员并没有将孙志刚送入普通医院，而是按照规定，将其送入了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
在进入救治站之前，医生对孙志刚进行了检查，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伤势。对于孙志刚表述的“心动过速”、“心慌”等等感受，医生给出了“焦虑症”的诊断。
就这样，孙志刚如愿进入了救治站，他没料到的是，在这里等待着他的不是治疗，而是一片混乱。
救治站所在的位置，原本属于广州市精神病院，后来为了配合收容遣送工作，精神病院专门划出了三栋楼作为特殊病区，负责为收容人员提供治疗。
然而由于管理混乱，这里的医疗力量和管理力度并没有达到标准。
孙志刚进入救治站的时候，救治站里一共有二百多名病人。
其中有许多精神疾病患者，也有一些在社会上惹下祸端的闲散人员，他们都因为需要治疗而被收治于此。
然而，负责治疗这二百多名病人的，只有4名医生，而且都是精神科医生，他们的手下也只有几名护士和十几名护工，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医疗力量不足”。
这4名医生中，又以彭医生为首。
彭医生是这一区域的负责人，他曾经提出过对救治站进行改革。
他是这样描述救治站的：“这里设备都很陈旧，拥挤不堪，工作人员能力不强、素质低下，几乎没有什么规章制度可言。”
事实上，救治站内也确实时常发生混乱，许多病人在此打架斗殴，轻伤重伤屡见不鲜，还有人被打到骨折。
更严重的是，由于人手不足，此处的护工名义上是护工，实际上是由保安兼任，他们手拿警棍，负责维持救治站的稳定，防止流浪人员暴动。
因此，这些护工时常会对病人施加暴力，其中又以一位名叫乔燕琴的护工最为过分。
彭医生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提出了许多建议，并草拟了几份规章制度。
可是这些规章制度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实施，最终造成了孙志刚的悲剧。
孙志刚来到救治站后，先住进了201号房，里面有十几个精神病人。
其实在救治站的工作人员经验里，精神病人是不太容易打人的，反而是正常人出于某种利益或特殊想法，会对送进来的新人进行殴打。
可孙志刚进入201号房不久，就被其中的两名收容人员殴打，这让他无法忍受。
3月20日凌晨，同病区的一位病人正巧要出院，他的许多家属来到现场接人，孙志刚在房间里看到了这一幕，心中有了求救的想法。
他冲到铁栏杆处，大声向这些人喊：“我叫孙志刚！是服装公司的员工！是武汉科技学院的大学生！我在这里挨打，救救我！”
病人家属听到之后并未置之不理，而是询问孙志刚是否记得老板的电话，可以帮他给老板打电话。
可是孙志刚来到新公司时间不长，没记住老板的电话号码，此事便不了了之。
此时在暗处，已经有一位护工被孙志刚的求救惹恼了，他就是乔燕琴。
乔燕琴是救治站众多护工里，最为霸道也最为暴力的一个高大汉子，在他看来，孙志刚的求助让自己脸上无光，甚至可能引来上面的调查。
为了让孙志刚闭嘴、给他一些教训，乔燕琴来到了206号房，对里面一个叫李海婴的收容人员说：“孙志刚太能闹了，过一会儿我把他弄过来你们玩玩。”
206号房是救治站里最可怕的一间房，这里面几乎都是精神正常的人。
也正因如此，他们成了与护工联合起来殴打、威慑新人的帮凶，几乎每一个新人来到救治站，都要被送入206号房里挨一顿打。
而李海婴，就是206号房里众多被收容者的头头，他向护工们交了钱，所以很少挨护工的打，跟护工混得很熟。
当天晚上，乔燕琴来到201号房，先是痛打了孙志刚一顿，朝孙志刚的腹部、肩膀和背部踹了好几脚，直到孙志刚跪地求饶，才把他拉出来，换到了206号房。
随后乔燕琴向李海婴吩咐：“半个小时以后，狠狠地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打死也没事。”
半个小时之后，李海婴果然按照乔燕琴的吩咐，带着206号房的8个人开始殴打孙志刚。
除了拳打脚踢之外，他们还会跳起来，往孙志刚的背上跺，甚至一起把孙志刚抬起来往地上摔，过程之残忍，令人不忍直视。
殴打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一位值班护士和一名女护工通过监控发现206号房有人殴打孙志刚，才到现场阻止了众人，把孙志刚换到了205号房。
谁知，孙志刚换房间后不久，又被另一名护工隔着铁栏杆用警棍殴打。
这一切，都发生在这天凌晨孙志刚求救之后，是对他的“教训”。
而过了不到10个小时后，护士进行了例行的早间查房，发现孙志刚趴在床上一动不动，立刻喊值班医生对其进行抢救。
10分钟之后，值班医生宣布抢救无效，孙志刚死亡。
最初，值班医生在死亡证明上填写的，是孙志刚“可能死于脑血管破裂或者心脏病猝死”，还说孙志刚身上“并无明显伤痕”。
但在广州市公安局介入之后，法医的鉴定书上详细描写了孙志刚遗体的伤痕：其背部大片大片的皮下出血，双肺淤黑，是因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而导致休克死亡。
简单地说，就是被活活打死的。
一个梦想成为画家的27岁大学生，就这样死在了收容人员救治站中。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布了一篇名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报道，详细披露了孙志刚被非法收容、殴打致死的过程，引发了轩然大波。
收容人员救治站如此管理混乱，并非收容遣送的本意，因此在得知孙志刚的经历之后，当地有关部门迅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工作。
不久之后，在救治站中殴打孙志刚的多名收容人员、护工，以及殴打事件的主谋乔燕琴被抓捕归案。
同时，那些造成了孙志刚被非法收容的警务人员，也因为涉嫌渎职犯罪而被立案侦查。
2003年6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志刚案进行了终审判决：
造成孙志刚死亡的主犯乔燕琴，被判处死刑；206号房中响应乔燕琴的命令、带头对孙志刚进行殴打的李海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其余十几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及3到15年有期徒刑。
而间接造成悲剧的涉案民警、医生、护士等6人，则因为玩忽职守罪，被判处2到3年有期徒刑。
与此同时，广州市公安系统的12名负责人、市卫生系统的3名负责人、市民政系统的5名负责人，纷纷被给予处分和撤职处理。
至此，所有直接或间接造成孙志刚悲剧死亡的有关人员，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罚。
但如果仅仅只是如此，孙志刚案对中国司法进步的推动作用或许不会那么大。
真正让孙志刚案名留史册的，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
从2013年5月份开始，许多关注孙志刚案件以及长期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研究的法学人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和废除。
这些法学专家认为，收容遣送办法只是行政法规，并不是法律，可它却强行限制了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
而当时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提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
同时，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
这也就意味着，收容遣送办法作为行政法规，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没有法律依据。
最终经过一系列研究与讨论，2003年6月22日，我国公布了国务院第381号令，宣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该办法中提出了自愿救助原则，而取消了强制手段，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从这一天开始，各地收容遣送站开始大规模改革，从原来的强制收容遣送，变成了人性化的救助。
一位普通公民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暴露了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一些不足，随后直接导致了一项全国性法令被废除，这正是我国司法先进性的体现。
没有任何国家的法律是完美的，我国法律仍需要不断完善进步，但只要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倾听来自人民的意见、关注人民的生活，那么每一个明天，都会比今天更加值得期待。
这就是孙志刚案为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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