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真相

时间：2022-12-15 浏览：72 分类：百科

疫情的消息在厂区传开，大批富士康员工踏上了徒步返乡的旅途。人们背着行李铺盖，在公路上踽踽前行，去往一百公里之外的焦作、许昌。他们沿着田埂，穿过离离麦田，去往两百公里之外的漯河、周口。在深秋的野外田间，这些年轻的身影构成了一幅流民图。疫情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害怕疫情，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回家。

富士康员工徒步返乡，郑州看起来一团糟。疫情已持续三年了，措施还是跟不上，人们自然会批评郑州乱，治理水平差。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乱不过是一种表象。疫情防控是一项社会管理手段。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郑州以及许多城市，这个管理手段已然成熟。社会治理系统非但没有失灵，而且变得更为灵敏。

我们看到，郑州富士康员工返乡在网上酝酿成一个事件之后，焦作、周口、许昌、洛阳等十多个城市迅速公布了“告郑州富士康家乡籍员工书”。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细节。如果我们对武汉封城之初，即便同属湖北的周边各地对武汉人严防死守还有印象，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协同看作各地的自发行为。

我们该体会到，在国家、省、地、市层级链条上，疫情防控这项动员手段已经发挥出作用。它像一根绳子，将散落的珠子串联起来。我们的手腕应该感知到，这串手链不是在变松而是在变紧。疫情防控是一项斗争。它斗争的不仅仅是疫情，更是地方行政体系。毋庸讳言，各地有各地的利益。疫情防控像一副黏合剂，修补各自为政难题。

“告郑州富士康家乡籍员工书”，温情的背后有冰冷的行政逻辑。我们看到，这些城市的应对措施几乎别无二致。返乡需提前报备，返乡后点对点转运，然后集中隔离。如果疫情防控最初是一项政治动员，那么现在它已然行政化了。疫情之初，从武汉到上海，从郑州到成都，从贵阳到呼市，城市无论大小，地域不分东西，无不彷徨失措。

这些城市应对疫情过程中进退失据，动辄得咎。我们不能简单地放过地域概念。地域是一种政治分布，显示的特征是“块块化”。三年来，疫情此起彼伏，各地在紧急情况下停止惯性行政，督导机构去往各省，每一“块”地域的官僚系统实际上都面临整治。这明显体现在官员的处分上。武汉、广州、南京、郑州，疫情中均有官员被处分。

十几个城市同时发布“告郑州富士康家乡籍员工书”，这种同步或者说协同暗示着，疫情将“块块”统一管理起来了。现在，防控这项动员在行政系统内部则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特征是“条条化”。“条条化”是指各地不再打乱仗，各地的交通、医疗、安保等业务条线，重新赋予权力与职能，分工渐渐明确，逐渐形成成熟的应对套路。

这些成熟的应对套路，各地互为借鉴。人们不仅会渐渐熟悉健康码管理这些数字手段，还会看到“转运”这种套路在不同城市运用。前几天，内蒙工业大学的学生们挤在一列火车上转运到了包头；9月份，贵阳深夜转运隔离人员，大巴车侧翻，27人不幸遇难。这些手段将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资源的调配就是权责的重整。这些资源是整理行政系统的代价。

我们将讨论放到回到郑州富士康身上。早在10月中旬，郑州富士康就传出了疫情的消息。据媒体报道，富士康当时实施了一些控制政策，暂停员工食堂堂食，限定园区通勤线路。当时，富士康对媒体称保持正常生产，并且会增加iPhone 14的产能。郑州富士康有30万人的规模，它是一个小社会。员工们逃离富士康，或许回到家乡那一刻，才会更明白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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