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9日山西五台县东冶地区，一辆面包车缓缓驶出当地一徐姓农户家，车上满载着297件字画、书籍等珍贵文物，开往省城三晋文化研究院。
农户家中为何拥有如此众多的珍贵文物呢？
山西五台东冶地区，自中国近代以来，人才济济，而其中的许氏家族尤为突出。清朝道光年间徐继畲登龙门，得状元，官至福建巡抚、闽江总督，同治年间又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文馆总管。
徐继畲一生著述丰富，《瀛寰志略》是他最得意之作。1842年，道光皇帝询问徐继畲海外形势和各国风土人情，他一一回答，听得道光皇帝兴致盎然，要他写书呈报。
《瀛寰志略》问世后，立即受到国内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曾任福建巡抚的刘鸿翔赞誉此书是“百世言地球之指南”。郭嵩焘开始认为此书把英法等国描述得过于强盛，直到后来他出使英国后才感叹：“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瀛寰志略》传到日本后，受到广泛重视。这本书率先突破了传统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有学者认为《海国图志》以博见长，《瀛寰志略》以精取胜。
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对美国华盛顿华盛顿更是推崇倍加。他夸赞华盛顿的话刻在花岗石石碑上，永久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内西壁。
1869年，徐继畲从京城告老还乡时，将其手批《后汉书》等宝贵文物带回山西省五台县。而这户农家正是徐继畲的后人。
徐继畲给子孙留下遗训：宁卖房卖地，不卖书籍字画
在动荡的一个世纪时间里，徐家后人谨遵祖训——在土改、文革中，徐家人用油纸包好文物深埋地下，才躲过劫难。徐家人甚至故意到外面借粮“装穷”。最惊险的一次，徐家的木器、家具都被翻了出来，幸亏当时的县长知道徐家的历史，才幸免于难。
天有不测风云，再辉煌的家族也有塌陷的一天，徐家传到徐进伟姥姥徐慧云这一代，早已家道中落，下有眼盲的女儿，上有90岁年迈的老人，丈夫因做过伪军入狱20多年。
到上世纪80年代，徐家藏有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沿海文物商贩都快踏破徐家的门槛了。曾有人出价用价值3、4万元的卡车换一副元代画家王振鹏的《十鹿图》，徐慧云没有同意。因为徐家人一直不敢忘记祖训。民国时期，徐家女婿阎锡山出版《松龛先生全集》时想借阅徐批《后汉书》未得，就曾作文惋惜。
1988年，徐家的朋友任复兴遇到时任山西省社科院院长刘贯文。刘贯文介绍，省里刚成立了三晋文化研究院，还拨了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出版《徐继畲集》。而徐家窑洞里发现的徐批《后汉书》、《有不为斋诗之序》手稿等都是最珍贵的原始材料。刘贯文对此非常感兴趣，想请任复兴作为中间人沟通收购事宜。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徐慧云决定捐出文物，但她提了一个要求
徐慧云为了摆脱文物商贩的死缠烂打，预防叵测之人的不怀好意，严守祖训，防止文物流失，毅然答应了任复兴的要求。
徐慧云并没有狮子大开口，除了2万元的文物保管费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给外孙徐进伟、孙女徐金花安排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
任复兴劝徐慧云，与其要户口和工作，不如多要些钱。徐慧云却不同意：“钱只是一时的，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才是永久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转非”户口指标很紧俏，管理却粗放，很多干部职工的子弟都在想办法解决户口。对那时的农民来说，城市户口象征着“麻雀变凤凰”，正式工作意味着“金饭碗”。徐慧云也孤注一掷，希望用祖传文物为孙辈换一个好前程。
80、90年代农转非
徐慧云说出自己的要求后，也明白只有拿出足够的筹码才能打动对方。经清点，徐氏文物共有33种297件，其中有乾隆皇帝诰封其祖父母圣旨、明永乐帝命人套拓的《兰亭群贤图》、元代画家王振鹏的《十鹿图》等。
文物路过忻州时，一位山西高官还特意在忻州宾馆观看文物，他仔细验看《十鹿图》、《兰亭真迹》、《同治三年徐继畲七十寿屏》等，非常高兴。此人与刘贯文私交甚密，并出资支持刘贯文的研究计划。任复兴告诉徐家，有高官保驾，徐家提出的要求不难实现。
果不其然，不久刘贯文的委托人崔正森就通知徐家和任复兴，刘贯文和那位高官已经答应徐家的全部条件，徐家这才同意捐出绝大数文物。按照崔正森等的意见，任复兴以三晋文化研究院的名义给省政府写一份报告：《关于解决清代三晋名人徐继畲七世孙城市户口的请示报告》，然后以徐慧云名义起草一份《自愿捐献关于徐继畲的资料清单》。
日思夜想的城市户口，徐慧云临终前都没能见到
文物捐出去之后，徐家一家人每天眼巴巴地盼着那份改变命运的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可徐家的要求都因各种客观原因没解决。1990年，徐慧云给任复兴写信：“都过去快一年了，我家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当初我就说献东西是为了给两个孩子找工作和户口问题，你们也爽快地答应了……”
作为双方的中间人，任复兴也有苦难言，他先后30余次向五台县、忻州市、太原市及能在山西说上话的北京老同志传达徐家的诉求，请求疏通，都没有好结果。
原来，徐家把文物捐到了省里，导致五台县费钱费力修建的纪念馆空空荡荡，没有东西可放，县领导一想到这事就气得头疼，怎会帮徐家人办户口。
就这样双方口水仗打了好几年。1996年，刘贯文领头编写的《徐继畲集》出版。1997年，徐慧云老人去世。
1999年，徐家将三晋文化研究会及副会长刘贯文告上法庭，要求讨回文物
调查发现徐家的文物散落在刘贯文、崔正森的办公室甚至家中，徐家祖上传承一个世纪的文物，竟落在私人手中长达10年之久。刘贯文的回应许多徐家文物确实是在他手里，不过仅仅是做研究用。
2000年4月，一审时，三晋文化研究会突然拿出山西省文物局的一份复函，上面写着：文物捐给三晋文化研究会之后，所有权已经转为国家所有，不能再归还给徐慧云及其后人。4天后，国家文物局复函称，同意以上答复意见。
眼看要回文物已不再可能，徐家人只能寻求民事补偿
2001年，文物鉴定估值。由徐家人出资1000元鉴定费用，却由站在“被告'立场的山西省文物局进行鉴定，最终估价7.908万元。在任复兴看来，这个估值根本就是个笑话。更令任复兴震惊的是，文物向山西省博物馆移交的过程中，被发现少了近30件，其中包括珍贵的《乾隆四十二年诰封徐继畲曾祖父母圣旨》、徐继畲夫妻及其父母遗像、徐家手书家训等。
受到调查的刘贯文称：“由于历时已久，期间学术部也有人员变动，而自己年事已高，记忆衰退，虽然查找小组竭尽查找，至今还是未找到原件。”
山西省公安厅认为立案证据不足，不予立案。2001年，山西省高院向山西省文物局发送司法建议书，建议山西省文物局依照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给予徐进伟等合理、适当的经济补偿。
2007年，刘贯文去世后，三晋文化研究会几乎撇清了关系。一直拖到2015年，山西开展反腐和国内追讨文物活动，徐家再次翻出此事，年近半百的徐进伟托人对徐继畲文物进行了估价，达到惊人的7.75亿元，徐进伟要求得到4000万元的补偿。山西省文物局表示徐家文物是三晋文化研究会给的，正式的补偿，也只能是三晋文化研究会支付。而三晋文化研究会在刘贯文去世后，早早甩掉了这个沉重的包袱。双方推来推去，注定又是一个不了了之。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官司本身似乎显得无关紧要了，人们应更关心这批文物的下落，文物是否得到妥善保藏和利用。我们还应该认真思考今后如何履行文物保护的责任，如何保障文物捐赠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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