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身在延安的周恩来突然接到董必武急电，称王梓木同志私自出走，一夜未归。周恩来看完电报当即回电：
“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促其回来。”
那一天南方局按照中央的安排，在同志间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轮到王梓木的时候，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毫不客气地对王梓木的工作作风和脾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还称王梓木是“西北军的封建军阀余孽”。
一听到“军阀余孽”四个字，王梓木顿时火冒三丈，和那位年轻同志争执起来。会议结束后，暂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对王梓木进行了严肃地批评，说他不能正确对待同志们的意见。王梓木当时怒气未消，再次与董必武发生了口角。
回到住处后，王梓木还是想不通，自己为革命潜伏西北军，居然被说成是“军阀余孽”，还不如将这件事做实。王梓木一气之下走出了周公馆，坐着黄包车直奔冯玉祥所在的办事处。
图丨北洋政府时期的冯玉祥
王梓木是冯玉祥的得意门生，也曾经是他手下得力干部，如今却被人指着鼻子说成是“军阀”。平生最讨厌别人说自己是“军阀”的冯玉祥，听完王梓木的遭遇也十分生气，这不就相当于指着自己的鼻子骂自己的“军阀”。
冯玉祥立刻给吴铁城打电话，让他将王梓木在八路军中的名额和薪俸收回去，然后让王梓木写一份脱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声明，交给报社公开发表，然后安心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当时王梓木的妻子还在南方局工作，放心不下的王梓木给周公馆打了个电话，说自己就在冯玉祥的办事处，不准备回去了，让妻子带着孩子一起过来。
当时负责外事工作的王炳南接到电话后，立刻报告给董必武。弄清了王梓木的下落，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董必武立刻派王冶秋和梁蔼然劝说王梓木回来。
王、梁二人奉命赶到冯玉祥的办事处，和王梓木整整谈了一下午，好话歹话说了一通，王梓木坚决不回去，打定了主意要留在冯玉祥身边。一无所获的王、梁二人只好返回周公馆，向董必武作了汇报。
董必武一听没有效果，着急地指示二人再想想办法，一定要将王梓木劝回来。王、梁二人没有办法，只得再次前往，和王梓木又整整谈了一个晚上，也没有多大的起色。
图丨王冶秋旧照
就在二人不知该如何是好时，窗外一阵吵闹声引起了王冶秋的注意。他打开窗户一看，是王梓木的妻子抱着孩子找来了，结果被拦在了大门口。王冶秋赶忙跑下楼，说明情况后将王梓木的妻子接了上来。
王梓木的妻子一进屋，就将孩子塞进了王梓木的怀里，哭着说家里出事了，让王梓木赶快跟自己回去。王冶秋一看这种情况，“顺水推舟”地对王梓木说，他的这种做法，别说对不起党，就连妻子和孩子也对不起，看在妻子和孩子的面子上，他也该回去了。
王、梁二人的苦心劝说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王梓木一拍桌子，起身说那就回去，但是得麻烦他们跑一趟，让办事处派车来接自己。
事情有了转机，王冶秋赶忙跑回周公馆汇报，董必武立刻派人派车，将王梓木一家人接回了周公馆。
王梓木后来主动向董必武作了检讨，董必武并没有因此而责罚他，经过慎重考虑，南方局决定将其调回延安工作。不久王梓木随周恩来回到延安，担任高级参谋，他还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检讨，毛主席随后复信：
“……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
图丨毛主席在延安
王梓木究竟是何人？为何毛主席、周恩来和董必武，对于王梓木都如此看重？
1927年，32岁的王梓木从军校毕业后，加入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并历任军中多个重要职务，深受冯玉祥的器重。依靠着在西北军中的地位，王梓木为党做了许多地下工作。
中原大战爆发之后，王梓木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痛失右腿。还没等到伤愈完全，王梓木就接到命令，让他立刻返回部队，可惜不久冯玉祥部溃败，王梓木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后来王梓木在同学的资助下，在济南开了一家远东书局，又和友人在天津开了一家印务社。与党组织恢复联系后，他依靠书局和印务社，一边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一边为印刷抗日宣传材料提供便利。
图丨王梓木和同事们
随着印务社负债倒闭，再加上叛徒出卖，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梓木遭到敌人的追捕。侥幸脱险后，王梓木辗转来到北京，通过老同学见到了冯玉祥。当时冯玉祥有意将他留在身边工作，并许以高官厚禄，但遭到了王梓木的婉拒。
王梓木的想法是，自己找冯玉祥是为了避难，不是为了做官。因此在局势缓和后，他再次回到天津，与组织接上了头。上级任命王梓木为北方局情报处长，主要负责冯玉祥、张学良等人的统战工作。
1937年11月，王梓木奉命去做鹿钟麟的统战工作。鹿钟麟是仅次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二号人物，抗战表现积极，中共为了将他争取过来，先期已经派了两人到他身边担任幕僚。
借着友人的关系，王梓木登上了鹿钟麟的专列，不但与其进行了长谈，而且还留宿在专列上。王梓木随后约见了我党安排在鹿钟麟身边的同志，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统战策略，并嘱咐他们仔细学习中央印发的文件。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一些部门迁到了武汉，长江局也随即在武汉成立，王梓木随周恩来住进了办事处，负责统战和情报工作。当时蒋介石对鹿钟麟已经有了戒心，将鹿钟麟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以防再出现一个西北军集团。
图丨鹿钟麟旧照
在这个契机下，王梓木安排鹿钟麟和周恩来见面，鹿钟麟欣然应允周恩来的要求，想办法离开武汉，挺进华北敌后，为抗日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1939年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担任书记，董必武担任副书记。考虑到王梓木在国民党中的各种关系，便安排他担任高级军事参议，实则做国民党军的统战和情报工作。
叶剑英奉命返回延安之后，王梓木成为军事组的负责人，并负责建立南方局在重庆的情报网。几十名潜伏于国民党高层的中共地下人员，都与王梓木有单线联系。凭借着这张情报网，王梓木为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梓木在机场偶遇军校时期的老同学，恰好这名老同学是争取的统战对象之一，因此他便找机会让周恩来见一见此人。在周恩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服下，这名老同学答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并趁出差的机会，带回了100瓶盘尼西林。
这些药后来被转送到抗日根据地，挽救了不少八路军官兵的生命。
后来王梓木的同学在解放前夕，拒绝回到国民党部队任职，解放后为新中国的军队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国共两党处于合作时期，但八路军办事处仍旧被特务严密监视。当时安排在鹿钟麟身边的两位同志已经被调回延安，王梓木将另外一名同志，介绍到国民政府，安排在鹿钟麟的身边。
图丨重庆周公馆
这名同志后来获取了不少国民党的重要情报，通过王梓木源源不断地传到了中央。这也正是王梓木出走之后，周恩来和董必武最担心的事，担心给国民党提供策反他的机会。
后来事实证明，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王梓木重回周公馆不久，两名自称是王梓木朋友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跑到冯玉祥的办事处要求见王梓木。得知王梓木已经离开后，军统派了一小波特务跑到周公馆门前，造谣说王梓木被共产党秘密处决了。
为此，八路军办事处还特别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让王梓木公开与记者见面，打破了国民党军统编织的谣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干部被派往东北工作，王梓木也提出申请，希望回到东北老家工作。经过一年时间的长途跋涉，突破了敌人的数道封锁线，王梓木终于抵达了齐齐哈尔，并被委任为嫩江省政府第二副主席。
时任嫩江省主席的于毅夫对他颇为照顾，经常交代工作人员，一定要照顾好王梓木的衣食起居，还将自己所住的朝阳的房间让给了王梓木。但王梓木丝毫不认为自己没有右腿有什么不方便，经常拖着假腿深入到工厂和农村。
图丨于毅夫旧照
1949年嫩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之后，王梓木被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当时政府内干部紧缺，王梓木就协助于毅夫，分担了不少工作。
1951年夏天，连日的大雨让嫩江的水势暴涨，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王梓木拖着假腿日夜战斗在抗洪第一线，最终由于过度劳累，病倒在抗洪前线，经过多日抢救才转危为安。
同年，黑龙江多地发生克山病情，眼看着克山病在全省蔓延，王梓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控制病情的发展，如果之后发生因预防不当而造成对人民生命的损害，按照级别追究责任，严加惩办。
1953年王梓木到基层视察，结果因为潮湿受凉，截肢的右腿发病。随行的工作人员劝他休息，但他坚持忍痛视察完毕。回到齐齐哈尔后，王梓木就病倒了，最后不得不送到北京接受治疗。
在黑龙江省和松江省合并后，王梓木被调任鞍山担任市委副书记。大家听说他要离开齐齐哈尔，纷纷前来探望，不少人送礼送路费，结果被王梓木一一回绝。
临走时，他带走的只有当年随自己来齐齐哈尔时的七本书。
图丨防治克山病专家深入农村
从一个省政府副主席，变成了市委副书记，王梓木并没有因为官职上的变化，心里产生落差。当时鞍钢建设刚刚开始，工作千头万绪理不清楚，王梓木将自己的心思全部放在了鞍钢的建设上。
他经常拖着假腿，坚持到工地上视察，尽全力依靠地方政府的力量，为这个国家重点工程做一些工作。
后来王梓木被选为辽宁省副省长，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不愿到克山县工作，想让父亲将自己调到沈阳，王梓木坚决不答应，叮嘱女儿要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为那里的老百姓做贡献。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在76岁的时候蒙冤去世。11年之后，王梓木得到了正名，地方省委为王梓木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这位新中国的功臣得到了他应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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