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咱们认识一下，我叫周军，笔名叫双石。我是一个草根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史。在这个方面呢做了一些工作，就是利用我在底层的便利条件搞这个工作，搞了大概三十年，其中二十年的功夫就花在考证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行军路线的问题，现在已经有成果。一个是《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详考》，一个是《红军长征过雪山行军路线详考》。这两本书已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论一下这个四渡赤水的问题。大概是二零零七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叫做《毛泽东的神来之笔》的书。现在这本书已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名字更名为《非常轨迹——记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
转兵入黔与遵义会议
这里我有一个看法要跟大家要说明一下，“四渡赤水”的这个称谓，大概是七十年代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一般的称谓是“声东击西”，或者叫“黔滇转战”。但是，没有一个很全面性的、能够高度概括这一段时间这个作战情况的称谓。大概七十年代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说过：“这个淮海战役呀，或者说其他什么都不算什么，因为那个四渡赤水才是平生得意之笔”，于是就开始用“四渡赤水”来概括这一段时间中央红军的战略机动。
但仅仅是以四渡赤水这个来涵盖这一段时间的军事行动，也有问题：
四渡赤水并不是以四渡赤水即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个战略行动就算完成了。不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一气呵成的一个连续的动作——它是从一渡赤水开始，一直到二渡赤水、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然后西进滇东，最后突破金沙江。直到过了金沙江，这个战略行动才算告一段落。这一时间段战略行动，真正开始让红军长征中从被动变为主动，把尾追的敌军摆脱了，甩开了至少一个星期以上的行程。这个战略机动的全过程，我们叫它“四渡赤水”！原来用那个“转战黔滇”称谓，还不足以描绘它。因为后来红二、六军团也曾经“转战黔滇”来着，那你怎么跟中央红军这一段时间的行动与它区分开来？所以说，后来在战史上就把它称作“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这是一个一气呵成的连续动作。
这是一次非常神奇的战略大机动。
在这个四渡赤水之前，中央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也就是“湘江之战”，打得非常惨烈。中央红军出发时有八万六千多人的大军，到了1935年1月底统计，还包括在在遵义附近“扩红”增加的数目，大概是三万七千多人，也就是说五万多人已经损失在路上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败。
在经历了这场严重失败以后，在湖南通道地区，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空虚的贵州前进。当然，现在史学界对于有没有“通道会议”还存在着争议。但不管有没有吧，就是在湘桂黔边地区，中共中央就接受了毛泽东建议：改变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进入敌人力量空虚的黔东南。据当事人之一的李德回忆，这个建议是在中央红军经过西延山区的行军途中召开的一个“飞行会议”中提出来并被接受的——史学界有一个说法叫做“通道转兵”，至于是不是完全准确无误我们暂时不去追究，但这个时候中央红军改变方向进入黔东南，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进入黔东南以后就是“突破乌江”，中央红军从通道改变前进方向后，又在黔东南的黎平开了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第一次很正式地把从来就说一不二的洋顾问李德的意见给驳回了！决定：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在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这个决定作出以后，中央红军就开始突破乌江——要赶在国民党中央军之前，突破乌江，进入黔北地区。
当时国共双方的军队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向心并进：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有八个师，这八个师的兵力就沿湘黔大道从东向西，要赶在红军前头来拦击红军；而红军呢，就赶在他们之前从东南向西北扑到乌江边，很顺利地突破乌江，占领了遵义。这个是1935年1月上旬的事情。
【中央红军从黔东南向黔北进军（1934年12月11日1935年1月19日）】
这个时候薛岳的中央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鱼和熊掌都想得兼得的状态。蒋介石给他的命令是截击红军，但是他心里边想的、实际上也符合蒋介石的一种意图：就是“掠取黔政”。当时贵州是军阀王家烈的地盘，这位王家烈是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是个小独立王国。蒋介石本来就想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小独立王国一并解决。所以薛岳部队进入贵州后就长驱直入，置中央红军于不顾，直奔贵阳而去。提出的激励军心士气的口号，也是“不管匪窜方向如何，先于桂军进贵阳”——当时桂系部队也想来染指“黔政”，贵阳也是他们的抢占目标。而薛岳把贵阳抢占了以后，就开始打起这个“经营贵阳，掠取黔政”，把王家烈的势力驱除这样一个主意了。
于是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获得了一个极其短暂的休整时机。
在这个极其短暂的休整时间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遵义的柏辉章公馆召开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会议，这就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长征史上的会议中，绝对的排名第一，肯定是头号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改组了党中央，而且初步批判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因此而重登前台，开始走上最高层的领导岗位。
【遵义会议旧址】
我们在了解遵义会议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的及其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遵义会议实际上是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只讨论了半天，非常短的时间内讨论：我们到了这儿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按原来的计划——黎平会议的计划，是要在这儿建立根据地，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但真正到了这个地方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南面和东面都是乌江，北面是长江，两条大江把你给夹住了，没有多少发展和回旋余地。另外这个地方比较穷，贵州原来叫做“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是个很穷很穷的地方。所以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做出另外一个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取得战略上的配合——这是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决定。
这个建议是由朱老总、聂荣臻和刘伯承提出来的，他们三个都是四川人，都是傍着长江边长大的人。刘伯承还在川军中任过职，也是一员名将，他们对川情比较了解，他们认为川军内部矛盾派系比较多，装备也不行，打仗也不行，反正就比较负面的看法。所以会议就根据他们建议，决定北渡长江，到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与川东川北的红四方面军遥相呼应，取得联系，获得战略上的相互策应与配合。
遵义会议通过这个决定只讨论了半天，然后接下来的两天半时间里，大家的劲儿都憋在后来形成那个决议上，那就是初步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批判李德，批判当时第三次左倾路线主导的军事路线。实际上就是一个控诉会，所以大家在会上都群情激昂啊！一致要求不能让这位洋顾问再指挥了。然后周恩来提议，要让在实际斗争中，实际战争中经过检验的同志，让这样的同志来领导战争，当然指的是毛泽东。这个问题大家就附议了，于是决定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他为常委，让他进一步走上前台。
但是这个会议并没有决定毛泽东为首。
实际上，把毛泽东推入政治局常委以后，接下来还有对于遵义会议决定的补充事项。这就是在四川石坝乡召开了一个“鸡鸣三省会议”决定的事项。“鸡鸣三省会议”主要事项就是党中央的前任总负责向新任总负责张闻天交权，把印啊文件啊都交出来了，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局的分工。政治局的分工是这样的：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者，就是这个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心由周恩来来下，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帮助者——以常委的身份帮助周恩来同志。
这个决定的前头有很多很多故事，包括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这种提议实际上是第二次提出来了。第一次提出这种格局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要求毛泽东下台，毛泽东不再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离开前线指挥岗位。当时周恩来也是提出这样一个方案：我来负责，然后毛泽东同志协助我，他留在前线协助我；或者，毛泽东同志负责，我在前方监督他执行这个中央路线。当时毛泽东都拒绝了，毛泽东说我既然那么不受信任，我就不在前方呆着了。他实际上就是辞了职，回后方专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而在这次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提出了这种格局，而这一次，毛泽东接受了。
因为遵义会议会上会下酝酿讨论的时候，毛泽东表达这样一个意思：领导不要改变，应该由张闻天同志来负责一段时间。毛泽东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中央是共产国际认可的，而现在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由中共中央自主作出了决定，这个可能以后还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所以他认为自己还不能出来提这个口袋，还是由张闻天同志负责。自己就协助周恩来同志指挥军事。
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受了这种领导格局，为什么这个时候接受了呢？
这个时候两点不一样：
第一点，大家认识不一样。宁都会议的时候毛泽东是少数。大多数人不认可毛泽东的这种方法。但是现在经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特别经过湘江失败后，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周恩来他们这些人都意识到了。所以说周恩来后来是心悦诚服地把这个指挥权实际上委托给毛泽东了！原来的“周毛体制”，就逐渐过渡到了“毛周体制”。毛泽东在这次进入最高领导层，到达陕北以后正式走到前台，就是众望所归。“万众欢呼毛主席”那不是没有来由的，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他能挽救危局。
第二点，毛泽东自己也在失败和挫折中成长和成熟起来了。越来越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团结与自己意见和主张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阐示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越来越注意“求大同，存小异”，越来越善于把自己的个人意见，变成大多数人认同的“共同意见”——把“我的意见”，变成“我们的意见”。
——这在后来也变成了共产党人的一个特色或者说优良作风：集体永远在个人之上！个人智慧只有在融入团队之中，转化为集体的意志，依靠团队和阶级的力量，才能置换出实现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效果！
【遵义会议会场（作者：沈尧伊）】
后来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写道：
毛泽东一谈就是十几个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谈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以为，要想他给我谈谈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是不关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见过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谈他们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或怀疑，或者是考虑到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与其说是出于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那些个人琐事了。当我开始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遵义会议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军内还没有正式的领导地位，他只是个军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是他既不是主席，也不是副主席，他在政治局里头就是一名常委。在政治局常委分工里头也没有直接委托他负责军事。但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明确了：他是周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名义。
遵义会议开完以后，马上就决定北渡长江，在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然后穿越这个川西平原地区，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当时就准备这样干了。会议后对红四方面军也有个指示，就是同意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但这个北渡长江计划很快就被证明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任何一个计划开始它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我们什么都还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先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对是错，有没有问题？实践来检验。
我们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新起点。但具体地说，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在当时来看就不那么正确了，他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决议在后头。但是他的第一个决议看来也不是那么正确，对敌军估量是有错误的。因为提出这个建议的朱德、刘伯承、聂荣臻，他们离开四川已经很久了，他们并不知道现在四川军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土城失利与一渡赤水
四川军阀原来是派系林立，各自成邦国，但现在不同了，刘湘已经初步地把川政统一起来了，它实际上成为了西南地区最强大的一个军阀。就是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王家烈，那都没法跟他比，龙云也没法跟他比。他军事力量最强大，有海陆空军，他有个航空队，长江上还有舰队，他自己有兵工厂，自己造武器。他那个力量是很强的。他看得很清楚：你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首先就威胁到他自己——他屁股底下坐着川西平原这个粮仓——当时因为西康地区不属于四川，所以说就把那个地方叫川西平原，严格说应该叫川中平原，现在叫成都平原。那个是四川的粮仓，天府之国，丰野饶沃，如果共产党要在这个地方生根的话，就相当于把刘湘的饭碗抢走，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干的。
刘湘预见到中央红军可能要从这儿北渡长江，就开始排兵布阵，积极准备防堵。
红军北渡长江的第一步目标就是先从土城向北进取，夺取赤水和合江。
这个赤水它有几个含义，一个是赤水河，就是从镇雄发源直接汇入长江一条河。另外呢，这片区域还有两个地名也叫赤水，一个地名就是现在赤水市当时叫赤水县；还有一个四川叙永的赤水河镇，双方电报中也经常出现赤水和赤水河，所以你要分辨，这个地名要分清楚。
中央红军当时的计划是把赤水县城和合江县城拿下，拿下以后就北渡长江，当时就奔那儿去了，去了以后就跟川军遭遇了。这一场遭遇战是中央红军没有料到的。当时川军出动了最精锐的部队：一个教导师和一个模范师，是刘湘最精锐的部队。他把这两支精锐部队都派出来，准备迎头堵截中央红军入川的道路。
刘湘有一个宗旨：我们要把这个战争推到省外去打，不能在四川打。
当时教导师有个旅长叫郭勋祺，这个人也比较传奇，他是一个军阀部队旅长，但是他跟共产党方面的像刘伯承、陈毅、朱德等，有很好的个人关系。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是同情共产党的，算是左派。后来杨森、刘湘搜捕共产党的时候，他又买船票把朱德，把陈毅送走。这个人比较亲共，刘湘也知道他亲共！为什么要派他去呢？就知道他有“亲共”有这个情结，意思就是让他自己把握分寸。不要跟共产党硬杠，打得太伤元气，大家都伤亡一大堆。但是也不能让共产党进四川，你要把握住把共产党挡在四川之外这个分寸！绝不能让共产党进四川！只要不破这个底线，就不要跟他硬打，他也不希望硬拼，跟共产党打得血肉模糊的。郭勋祺出发前，刘湘是给他面授了这个“机宜”的。
【中央红军北渡长江首长决心】
中央红军当时那个势头很猛，他们占领了土城后先派出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分别去抢占赤水和合江。这个时候郭勋祺就撵上来了，他带着两个旅，一个自己的第三旅，一个是潘佐的独立第四旅，他们抢在本来跟在中央红军后头模范师廖泽旅的前头，先一步进到土城东南的青杠坡地域——青杠坡现在建了一个碑，土城战斗纪念碑就在那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看他追得那么紧，就准备在青杠坡这个地方打他一个伏击，部署以红三、红五军团在青杠坡两翼伏击，歼灭尾随的川军——当时他们不知道这是郭勋祺，还以为是廖泽那个旅跟上来了。认为廖旅不过三个团，我们红三、五军团有五六个团还有个军委干部团，可以把它吃掉。
【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计划的实施与受挫】
然后一军团、九军团就分别继续沿赤水河、习水河上行，准备去攻打赤水和合江两座县城。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两路红军都遭到了挫折。我们现在说土城战役，如果使用“战役”的概念，它就不仅仅是在青杠坡。这个战场的范围很大，分为北战场和南战场：南战场就是青杠坡，北战场实际上有三处：一个是红二师的复兴场，就是赤水城以南大概十几公里有个地方叫复兴场；一个是红一师的黄陂洞——在旺隆场以北，红一军团的部队在这两个地方都跟川军打成僵持。还有一个战场是红九军团箭滩-官渡。（习水河畔有个地名叫官渡，这个名字与三国里头那个著名的“官渡”之战中的那个官渡重名。）这个官渡当时是习水县城，现在属于赤水市。红九军团在官渡前边不远处的箭滩也与川军也遭遇了，两边势均力敌，都打成了僵局。当时都没想到川军有那么厉害，原来想的川军部队应该跟贵州的王家烈的部队一样，很不经打，刺刀也不敢拼。结果一打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两股川军都很精锐，人多势众火力猛啊。
与此同时，屁股后头就在土城青杠坡那个地方，跟郭勋祺、潘佐两个旅也打响了。这股川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川军将领自己回忆，当时郭勋祺那个部队是川军最好的装备。他一个连有三个冲锋枪班，冲锋枪就是那个汤姆森——川造汤姆森，还有三个步枪班，三个小炮班，小炮就是那个50MM掷弹筒，这个对红军威胁也很大。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指挥青杠坡战斗（作者 沈尧伊）】
双方一交手，红军就发现这个敌人非同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双方打得难分难解。这个时候毛泽东等就急令林彪率领红一军团赶快回援土城。红一军团本来在复兴场、黄陂洞就受挫了，马上就往回撤。红军的徒步机动能力很强，林彪率一军团回来就是一百二十里，他们走了一天一夜，一百二十里啊！赶回土城以后参加青杠坡战斗，把局面稳住了。
这个时候青杠坡那个仗正打得惊险，川军已突破红军防线，距离红军前敌指挥所——就是“前指”，一个叫漏风垭的地方，已经没几步路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就在那儿指挥，敌人已经离他不到几百米远了。于是毛泽东等急调军委干部团上去，干部团上去才把川军冲垮。军委干部团装备也很好，干部团有不少“柏克门”手提机枪——当时叫“花机关”，“花机关”上去一扫扫倒一大片。干部团那个行头很漂亮，在中央红军算最漂亮的，都是戴钢盔的。你在哪个电视剧里看到过戴钢盔的红军嘛，印着红星的钢盔，行头非常整齐。当时川军都吓了一跳，他们当时还以为是那个中央军增援上来了——川军没得这种行头。结果干部团上来就是一顿冲锋枪，把川军给赶了下去。陈光、刘亚楼再率红二师一参战，又夺回了几个重要阵地，川军又被迫停止进攻，转入防御。
于是战局就成僵持状态了。
僵持的时候，遵义会议那个决议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改变领导班子的决议的作用就起来了。这时候毛泽东就建议说咱不打了啊，既然那么难打，另外敌人那个后续部队还在不断地来，我们如果在这儿继续打下去，可能就在这儿被敌人合围了，那我们就选择放弃，实际上打不下去的时候选择放弃也是一种决心。李德的指挥就是不懂得放弃，该放弃的时候不放弃，硬着头皮往上闯，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指挥方式。
土城之战时中央红军方面也出了些问题，情报有问题。实际上中央红军的情报一直都非常准，军委有一个破译班子叫二局，是专门破译敌人电报的。这个班子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非常神奇。破译班子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中的建立的，工作一直很有成效。敌人的情报都基本上准确掌握了。长征中间的情报他们都有准确的掌握，但是光有准确的情报而没有的出色的指挥，同样一个情报可能是不同的结果——比如第五次反“围剿”，情报同样也准确，照样打败仗。
中央红军这次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情报又出了一点问题，出了什么问题了？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时，有三天调整电台，这个期间。我估计川军全局的调动情况他们没有掌握住。对追兵的情况他们是大致清楚的，这个嘛，当时的电报都说得非常清楚，基本上是准确的。战斗打响那天说了今天有敌人四个团，还有四个团明日或者后日有赶到之可能，结果第二天就有7个团的敌人参战。所以说，就这个土城之战失利主要还不是在情报上，具体的情报还是算准确的。当然敌人整体部署的情报可能差了一步，但具体的情报很准确。之所以出了问题，主要原因还不是情报，而是对川军的基本状况缺乏认知和了解。
土城之战我们一直认为是败仗，为什么呢？土城战斗如果光算人头账的话，还不算太吃亏，基本上算是平分秋色吧，甚至川军还略占下风。但仗打得是不是吃亏主要还不是看人头账。如果光算人头账，那么对川军而言也不是一场胜仗。但川军落实了“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战略意图，所以说对他们而言还是得利了。战争中得利还是失分，主要看你的意图达没达到。你的意图是北渡长江，你还没走到江边呢，你就在这儿就被人家纠缠住了，你付出的伤亡也很大，对不对？所以我们称它是个败仗，是失利战斗。现在这个对土城战斗的这个伤亡的各说不一，各种说法比较多，几万都出来了，那不可能的！甭说几万不可能，五六千都不可能啊。我现在根据这双方的资料掌握的情况看，川军在土城附近，包括黄陂洞、复兴场、箭滩、官渡，加起来伤亡可能有两千多人（川军上报的数字是三千余人），中央红军差不多接近这个数字。
【青杠坡战斗示意图】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中央红军在黔北“扩红”扩了一批人。黔北那个地方有点特殊，就跟我们当时川北也差不多，就是都吸大烟，干活的都是妇女，这个鸦片很害人的。黔北参军的群众好多都有鸦片烟瘾，当时这批兵员编成新兵连，先戒他们的烟瘾。这个有一个过程，当时的红军在长途行军中不具备这种改造他们这种恶习的条件。所以说这些人一旦烟瘾犯了就跑，跑得相当多。当年在黔东南、黔北地区“扩红”扩了五千多人，但最后到了陕北的这个红军长征队伍里头，黔东南、黔北籍的战士基本上找不着，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跑了散了。
当然也有在黔北参军走完了长征的，但却不是黔北籍的，比如有一个叫黄忠诚的原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当年是一个到贵州来打工的湖南伢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打工仔”。他就是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在泗渡站开完会刷标语问路的时候“扩”来的“红”——当时每一个人都是分配了宣传任务的，你要去宣传，你要去刷标语，你要去“扩红”，反正什么都给你派到头上来了。首长也不例外，都分派任务的。张云逸他提个浆糊筒。上街贴标语，碰到一个小伙子，张云逸向他问路，小伙子就跟他聊起来了，聊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个小伙子给“扩红”了。这个人就参军了，一直走到陕北，后来当了南海舰队副司令。建国后授衔少将，叫黄忠诚——黄忠诚，真忠诚。
仗打得不好，毛泽东建议不打了。不打了又咋办？往哪里去？毛泽东说现在除了西面敌人还少以外，东、南、北敌人都赶来，那我们就西渡赤水河，往西边走！这就是“一渡赤水”，我们先渡过赤水河，寻求新的机动——当时命令上写的也是“寻求新的机动”。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示意图】
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这个决议是在土城做出的。当时开了个会，那个会也没什么记录。就是张闻天、毛泽东、陈云、周恩来他们那几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他们那几个就开了一个短会，也没吵架——以往这种时候经常要吵架。决定马上就撤，然后就分了一下工，各自监督部队，把那个什么X光机呀、重机枪呀，山炮呀都拆的拆，扔的扔，扔到赤水河里——川军进土城的时候就捞起来一门山炮，没瞄准镜，没炮闩的山炮，就觉得共军跑得很仓促。实际上是故意扔那儿的，因为炮弹已经打光了，带也带不走，只好扔了。要说仓促，也没说错，的确很仓促。
然后中央红军就西渡赤水河，西渡赤水河以后开始向西转移。
二渡赤水与桐遵大捷
西渡赤水河的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因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所以也没有什么准确的说法。但是有一点还是有共识的：就是我们本来准备在这儿北渡长江，但是没成功，那就换一个地方北渡长江。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西渡赤水河以后，到叙永、古宋、兴文这些地方去，到这些地方，仍然可以从宜宾和泸州之间，在靠拢宜宾附近找地方北渡长江。
当时的思路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不行，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去实现我们的意图。
所以当时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西转移。其中一路就是红一军团主力，他们包围了叙永县城，准备把这个县城打下来，打了以后准备继续往长江边上去。但这个情况马上就被刘湘掌握了，刘湘那个电报里头就说，“共匪有从叙（永）（古）宋上犯之样”——当时有个县叫古宋县，解放后撤销了，分划给古蔺、兴文。
中央红军当时基本上就是这个意图。
结果叙永县城也没打下来，因为川军已经在那儿有一个团，而且还有几个团的部队正向这个地方围过来。军委二局也截获了刘湘的这个电报，于是决定继续向西转移。继续向西转移的意图又是什么呢？这个也不难判断，那就是既然在这儿长江还过不成，那我们就去抢横江——金沙江和赤水河之间还有一条江叫横江，就在宜宾附近。抢过横江，再在昭通、鲁甸、大关地域找个合适的地点抢渡金沙江。比如当年云南的巧家县有个渡口叫米粮坝，现在是巧家县城，石达开的太平军就是在这里渡过的金沙江。
当时，林彪带着那个红一军团就跑得特别快，跑在最前头。川军呢，实际上对红军这个意图也比较清楚。蒋介石当然也不是个傻蛋，他一直就挂着金沙江这根弦儿！他一直就认为共产党如果长江过不成，黔北呆不住，就一定会去渡金沙江。所以他这个时候对金沙江方面就扯响警报，驱动川军一边平行追击——在中央红军的北侧平行追击，一边派出部队与滇军合力，在横江拦住中央红军的去路。同时又督促云南军阀龙云在中央红军南侧施压。龙云派了三个旅滇军部队也赶来了，负责在川滇黔边拦堵阻截中央红军。滇军这三个旅的战斗力很强，他们是法国装备——当时那些个军阀部队各有各的军火商，龙云的军火商是法国的。滇军这三个旅的机关枪也很多，他一个连当时有三挺哈奇凯斯机关枪，这个档次连不少中央军部队都比不了。
乌江以北的中央军，也派出了周浑元纵队的两三个师，隔着一条赤水河在中央红军南侧平行跟进追击。王家烈的黔军就在中央红军屁股后头，负责断后。
蒋介石的意图是：在川滇黔交界这个地方——就是以威信为中心的地域内，聚歼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川军贴得非常紧，川军当时派出两个旅在前方的横江拦头，还有三个旅跟红军平行追击；中央军从赤水河南也在跟追。于是中央在“石厢子会议”——也就是“鸡鸣三省会议”上，又不断地讨论行动方针问题。从四川的石坝乡向威信转移的这几天的行军途中，中央就不断地开会讨论。
为什么是“不断”开会讨论呢！因为所谓“鸡鸣三省会议”是一个在行军中不断召开的会议，从四川叙永的石坝乡，一直开到云南威信的大河滩，主要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跟敌人赛跑，去抢金沙江？现在前头有人堵，两边有人追，大家都处于赛跑状态，那么我们究竟有多少成功的把握？
战争竞技与体育竞赛有所不同，并不是说处于赛跑状态的你头一个闯线就有裁判给你举牌子亮分宣布你是胜利者了，你闯线以后哪怕是累得瘫倒在地也没人能动摇你胜利者的地位了。战争竞技争的是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越大，你能掌控战争的主动权才越大，你才能有你胜利者的地位。挨着金沙江不算胜利，能够充分利用抢来的“时间差”渡过金沙江才算真正得分又得利的胜利者！没得哪个裁判来给你举牌子亮分，你得自己完成了你的目标向对手举牌子亮分！
“鸡鸣三省”会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在敌人前头堵，两侧追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跟敌人赛跑是得不到便宜的，也很难有胜算。那么我们干脆转个弯儿，改向云南境内的镇雄前进，经过镇雄再入黔西，摆脱敌人追兵，打到敌人后方——镇雄是威信的南邻，出镇雄就可以杀往黔西。
但是这个决定刚做出来第二天就被推翻了。
为什么呢？第二天就得到情报，滇军孙渡纵队从镇雄那边上来了，已经与中央红军右侧跟追的川军对中央红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一个建议，正是这个建议，把中央红军从被动态势解脱了。
毛泽东就说：我们杀个回马枪，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现在我们左右两侧都有敌人在夹击，前头还有敌人在堵截，他们的劲儿都卯得足足的，都认定我们要一路向西去抢横江、金沙江！正好后方空虚，只剩一个王家烈，我们就利用和加强他们的这种感觉，干脆踩个急刹车，掉过头来回马一枪，杀回黔北去！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示意图】
这个建议立刻就被接受了！
193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回师，二渡赤水，抢占遵义。
我认为，这个决定是中央红军在这个阶段中的作战中，从被动转入主动的一个标志！这盘棋一下就变成了活棋！就象踢足球一样，我正带球向球门而去，对方都在前头堵两侧绊，我现在突然回过头来，带球往另一个方向去，先让对方傻一傻眼，然后我再找机会……
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威信，沿原路返回，奔赤水河西岸而去，要东渡赤水。
这就是二渡赤水。东渡赤水干嘛呢？根据侦悉的情况：黔北只有王家烈的部队，这是个软柿子，我们正好捡这个软柿子捏一把！现在川、滇军都在前堵侧追，中央军周辉元纵队、吴奇伟纵队也正从乌江南岸过要跟进，都在朝川滇黔边这个地方使劲儿，我们正好去打他的空档……
【红三军团鏖战娄山关（作者：沈尧伊）】
的确是这样，当时川滇敌军都还在做那个在威信地区聚歼中央红军的美梦，蒋介石认为自己这回是算无遗策了，见天催促、驱动各路部队向威信地域合围。一直到2月14日，中央红都已经快走到赤水河边的时候，国民党那边才有人反应过来：“共匪”杀了回马枪……
2月14日那天，刘湘的主将潘文华最先发出报告：红军已东进——他前几天刚向蒋介石和刘湘报告“川境已无匪踪”，话音儿还没落地哩！于是他本能的反应也是踩刹车，掉回头。但当他把这个头掉过来的时候，红军已经过赤水河了！
这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以来，第一次从敌人手中抠出了一个主动权——一个有三至四天的时间差的主动权，也是头一次抢在了敌人的研判之前，获得了一个宝贵并可以充分利用的时机。
【中央红军娄山关战斗示意图】
中央红军一过赤水河，就直扑桐梓。桐梓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的夜郎国——蚂蚁缘槐夸大国嘛，你现在在高速公路两边的标语上还能见着“建设新的夜郎国”的口号。桐梓是当年川黔大道上的要冲（现在是川渝公路）。红军拿下桐梓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战斗，轻松就得了手。
拿下桐梓以后，红军就直奔娄山关，要夺取遵义。
而这个时候，川军和滇军还在川滇黔边的威信吵架。为什么吵架呢？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川黔滇边交界地区各有各的归属，滇军就认为这个地方属滇省，你川军就不该来；川军就说“剿共”嘛，要“不分畛域”，你可以来，我也可以来噻……
就在他们吵嘴的功夫，红军已经到了赤水河东边来了，占领了桐梓，正直扑娄山关。
中央红军在娄山关这里跟黔军打了一仗，因为是天险——这是个咽喉要险，地势比较险要，红三军团在这里打得并不轻松，甚至还跟从来不敢拼刺刀的黔军打了一场白刃战，从下午打到晚上，才拿下了这个关隘。毛泽东在这里在胸中草成了一篇很精彩的词章《忆秦娥·娄山关》，词中那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指的就是娄山关。娄山关海拔高度不算高，也就一千多米，但的确是黔北的一个锁钥要冲，这个要隘一拿下来，遵义城就在眼前了。
【毛泽东在娄山关上瞅见“长空雁叫霜晨月”，胸中打着一首新词的腹稿（作者：沈尧伊）】
打下娄山关以后，中央红军片刻也不停息，马上就直扑遵义。
——从敌人手中硬抠出来的这个三到四天的主动权是有边界的，必须抓紧和利用之扩大之：抢在从乌江过来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之前拿下遵义，否则这个有限的主动权很可能就会瞬间易手。
【中央红军遵义防守反击战斗示意图】
毕竟对手的本钱要雄厚得多。
夺取遵义比较轻松，娄山关一拿下，王家烈的部队已是惊弓之鸟。红军刚一进抵城下，城中已乱作一团，红军进城基本上没费什么手脚，很快就在城头树起了红旗。这个时间，刚好抢在中央军吴奇伟纵队兵临遵义城下之前几个小时。
中央红军先一步就把那个遵义拿下来之后，马上转攻为守，准备打击中央军。
中央军吴奇伟的部队在中央苏区跟中央红军是交过手，他也知道“朱毛”这池水不是浅水是深水，搞不好一脚插进去就浮不起来了。所以他就比较小心，他在率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一部到遵义城南的忠庄铺后，并没有理睬赶来求援的王家烈“立即进攻遵义”的忽悠，派人到遵义城下去侦察情况。派去的人一看遵义城头都遍插红旗了，赶紧跑回来报告了吴奇伟。吴奇伟就更不敢轻出冒进了。
于是吴奇伟就在忠庄铺等，等他的部队上来完成集结。
28日上午，吴奇伟纵队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进抵忠庄铺，吴奇伟的胆儿开始壮了起来。开始放胆向遵义进攻。红三军团部队在遵义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一带顽强阻击韩汉英部的进攻，仗打得非常激烈。刘湘也派出飞机前来助阵，将红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老鸦山也一度失守，彭德怀急令军委干部团加入战斗，又夺回了老鸦山。
与此同时，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力从遵义南门悄然而出，向忠庄铺的吴奇伟纵队部迂回包抄，直取敌军老巢，一抄进去就把吴奇伟打得乱作一团。军委二局也将相关敌情报告军委：欧震、周浑元两敌十日内断无增援可能。朱德总司令随即通报各部，放手大打，勿需顾虑，坚决拿下吴奇伟。
这个时候，欧震第九十师还在乌江南岸，周浑元纵队的第五、第九十六师在毕节踩了“急刹车”后正在回头的路上，刚过了乌江的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也被支向仁怀去堵截东渡赤水的中央红军——慢了半拍扑了个空。都无法来增援吴奇伟。
万般无奈的吴奇伟只能选择撤退——也就是逃跑，请示薛岳，薛岳说你要撤可以，但不能过乌江。吴奇伟急令撤退，却又没有通知正在遵义城下正跟红三军团硬扛的韩汉英。他此前给韩汉英的命令是继续跟红军硬扛，等等后续部队上来转移形势。结果傻呆呆严守命令的韩汉英被断了后路，几乎被全歼。
吴奇伟带着第九十三师唐云山的残部一逃跑起来就刹不住车，部队完全失去掌握，跑到刀靶水的时候，汽车也丢了。堂堂北伐名将吴奇伟一屁股坐地上就哭：哎呀，我今天只有死这儿了。左右赶紧把他扶着搀着继续逃跑。好容易才从原来架设的乌江浮桥上过了江……
然而队伍跑到乌江边上时，根本就刹不住车，大家一拥而上挤上浮桥，浮桥不堪重负，摆来荡去，终于断作两截，已经上桥的千余官兵都落入江中……
吴奇伟号称“爱兵如子”的“吴阿婆”，目睹此惨景不由地以手掩面，不忍相看。
【中央红军桐遵大捷示意图】
这就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捷也是唯一个大捷——桐遵大捷，把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打成残废——一个几乎被全歼，一个被完全击溃。这支当年的“北伐铁军”被红军撵得像赶鸭子一样。
这就是二渡赤水，从敌人手中硬抠出来的三到四天的主动权被充分利用，取得了大胜利。
这一下就把士气振奋起来了：当时缴了三千多支枪，几十挺轻重机关枪，还有很多军用物资和粮食。当时中共中央就准备改变一下北渡长江这个计划：北渡长江计划我们实现不了，实现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干脆就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在这个地区机动作战，建立川滇黔根据地。当时提的这个口号就是“赤化川滇黔”“赤化云贵川”。所以准备再接再厉，在这个地方再打一次胜仗，然后建立根据地——暂且把这个北渡长江计划放下，根据实际情况，就地建立根据地。
于是又开始酝酿：打谁呢？
长干徘徊与三渡赤水
第一个选择是打周浑元纵队——当时周部各师正在茅台镇附近，如果把这几个师的敌人拿下，那么这个就地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就很可能实现。当时打的就是这个主意，为实现这个主意，中央红军首先令红九军团作出向乌江以东转移的架势，显示出要东渡乌江去湘西会合贺龙、肖克的意图。
蒋介石也很担忧中央红军东去会合贺龙、肖克，于是下令周纵队和吴纵队残部一起向东追击红军。中央红军在侦悉了敌人的这个意图后，就准备在长干山、枫香坝以预期遭遇姿态伏击周浑元纵队。什么都准备好了，部队也开始向预伏地域运动。侦悉的情报也是蒋介石严令周纵队向东追击红军。看起来这一仗就是一个十拿九稳的谋划。
结果这事儿还是黄了。
为什么黄了呢？因为蒋介石他有一个红军没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横空登场了呢？
——航空侦察。
当时国民党军在装备方面的确占有优势，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航空侦察。蒋介石他有飞机，航空侦察能够瞅见在地面瞅不到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个航空侦察啊，国民党军情报的灵敏程度是远远不及中央红军的。
航空侦察这个东西有点厉害，这个东西有时候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就在蒋介石刚发出让周浑元东追红军那道命令之后，他又得到航空侦察报告：发现中央红军正在向枫香坝、长干山两翼运动。蒋介石马上就慌了，他立刻知道红军这是想干什么了。于是急令周浑元停止前进，就地取守势。
这个是蒋介石在整个四渡赤水作战中下达得最及时也最准确的一个命令。
于是周浑元立即就踩了刹车，跟着往后缩，缩到了桑树湾、坛厂、中枢、茅台一带。中央红军白伏击了，没打着。这个就是航空侦察帮的忙，这个是蒋介石下达的最正确的一个命令啊！
没打着又该怎么办呢？中央就开会。怎么办呢？当时就有人提议：打不了周浑元我们就打王家烈，王家烈有差不多一个师的部队在打鼓新场——就是现在金沙县城。黔军是“九响棒棒”，不经打。这个建议是林彪、聂荣臻提出来的：我们找王家烈发洋财吧。
他们提出的是一个“红一、三军团相互配合奔袭打鼓新场”的计划，这个作战计划比较大胆：用三天时间向西奔袭打鼓新场。因为在突破乌江前的猴场会议曾经废除李德他们老的那个三人团的指挥权。而现在新中央怎么指挥作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接任博古任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又是个比较端方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对军事指挥也不内行，他当时就觉得应该民主决策，要广泛的实行民主。于是找了二十多个人来开会，这二十多个人都是军师一级的干部，又刚取得了桐遵大捷。每个人心气都很高——打了胜仗就容易轻敌，打了败仗呢就容易悲观，这个是一般的普遍规律。
这个时候大家心气很高，觉得我们刚把那个吴奇伟打了，现在打王家烈还有什么问题？于是人人都撸胳膊挽袖子，人人都是一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的状态。这会上就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那就是刚被任命为前敌指挥部政委的毛泽东的反对。
【林、聂提出的奔袭打鼓新场建议】
毛泽东的一个特点就是战场视野很宽，他说出的依据基本上可以要归纳为两点：
一个是王家烈在打鼓新场盘踞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工事已经做好，我们去打他，估计要攻坚。这个嘛，非我所长。另一个更重要的是：打鼓新场虽然只有王家烈，但在毕节、黔西有滇军的部队，我们向打鼓新场运动的这几天里，黔西的滇军也差不多能赶到，我们面对的敌人就不止一个王家烈了。这个不可小觑，一旦打起来可能陷入被动，所以我认为不能打。
这个在会议上就争论不下了。
于是就表决，表决的结果是一票对二十多票。
【大家都喊打，反对者仅毛泽东一人（作者：沈尧伊）】
张闻天就说那就少数服从多数，打吧。毛泽东就说如果这样，我作为前敌政委不能负这个责。张闻天说，你辞就辞吧。散会后，毛泽东回去睡不着觉，觉得这个事关重大，不能听之任之，大半夜又提着马灯又去找周恩来再作计议……
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比较戏剧性的一幕。
这个时候二局送来一个情报，他们刚破译的敌电。这个情报证实毛泽东的判断：黔军正在收缩，滇军正在赶来。反正吧，跟毛泽东预判的是一样的。
然后就毛泽东就说服周恩来，没有下达“打”的命令。
后来这桩公案也吵了很久，现在敌我双方的资料已经逐渐公开，我把蒋介石的这几天的日记、电报和敌人方面这几天部署状况都找来看了一下。当时蒋介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央红军不是往东就是往西，往东是去会合贺龙、肖克，往西就是去抢金沙江。他们如果从这个仁怀附近地区往西去，那就一定是去抢金沙江。
这跟我们长期以来的认知不一样：蒋介石一直绷着金沙江这根弦的。不像后来的有些宣传文字说的：毛泽东把蒋介石给骗了，在做了许多假动作后出乎蒋介石意料就把金沙江抢着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共产党要去抢金沙江，蒋介石一点都不意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就该去抢金沙江。所以蒋介石就划了一个底线：如果中央红军西去，那就是要去抢金沙江。如此，那么王家烈也好，周浑元也好，就是分别从两翼夹击——周浑元从三元洞、鲁班场，王家烈从打鼓新场，两翼夹击红军。然后还有刚过江的吴奇伟部残部从中央红军屁股后头断后，还有在毕节、黔西的滇军迎头堵击，既或灭不了共军，也得让他们断了去抢金沙江的这个念想。
蒋介石他当时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所以说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把这黑匣子打开后再来看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我们就只能感叹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了！他确实判断准了：蒋介石那几天的东西拿出来看，他就是就这个意图！虽然他不一定知道共产党这几天的行动意图——比如红军要打打鼓新场的意图，但是他根据这个判断作出的部署对红军却有极大的威胁性！
所以我们得庆幸，当时没打是对的。
决定不打打鼓新场后，中共中央决定对指挥格局作出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成立新的三人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这三个人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这个三人指挥小组被赋予指挥作战行动的全权。当然，我认为除了这三个人之外，有两个人也是参加了这个指挥中枢的。一个是朱德总司令，所有的命令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他的职务、军事指挥资历、经验和威望，决定了中央红军的指挥中枢必然地位。还有一位就是刘伯承总参谋长，指挥中枢的一切计划和行动部署，他都负有具体组织、调度和落实的当然使命。
这五个人，实际上就是遵义会议后形成的军事行动新的指挥中枢。
但是不打又怎么办呢？不打打鼓新场，敌人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郭勋祺的川军部队正从遵义往仁怀赶，吴奇伟纵队过了乌江后也在向长干山区赶来，这些敌人都在正在向这边运动。而且，蒋介石又调来两支生力军上场，从鄂豫皖苏区赶来的上官云相第九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他们正先后赶往桐梓。此外，正在黔东南镇远一带的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也赶往石阡，准备拦阻中央红军东渡乌江。
这又相等于对手又增加了两个砝码。
在仁怀附近的中央红军如果无所作为，态势必将越来越严峻。
所以说中央红军当时那个处境相当的微妙——还是很被动。
盘算再三后，毛泽东等人就拿出了一个主意：进攻鲁班场，消灭周浑元。
这个命令下得非常坚决：“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十五号绝不动摇的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期于当天坚决干脆消灭该敌”。
——说得非常决绝！完全是决一死战的架势！所以很多人认为就是当时是真要拿下鲁班场了。当然，其实也是真打！但毛泽东的意图并不仅仅在此。后来也很确实也引起了一些争论！鲁班场不是打败了么，那么就必然产生“该不该打”的意见和争论。既然是打败了，那你毛泽东的这个指挥就是不行。你自己也承认是打了败仗嘛。
实际上，我们现在有条件把双方的黑匣子打开了。打开看一看瞧一瞧，再仔细研判一下，就能明白：这个败仗啊，真还是必须打，不打不行。不打就摆脱不了被动。鲁班场的确是蓄意要打的，一定要打的。当时中央在命令打鲁班场的同时，也在部署对赤水河东岸地理民情和行军路线的侦察调研。这说明他们已经在筹划再次西渡赤水，并利用赤水河从西向东转向从南向北的拐角作一番调动敌人的文章了。
当时的情况，只有赤水河北岸和西岸之间的四川叙永、古蔺地域相对空白，没有多少敌人——的确也是个不错的去处。但是你要渡赤水河的这个动作，是瞒不了人的——敌人有航空侦察，而鲁班场离茅台附近的渡口也不过几十里路，你要在此间渡河，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屁股后头的吴奇伟纵队，正向仁怀赶来的川军郭勋祺部，都可以或夹击、或合击你于渡前、半渡和渡后。
在决定打鲁班场之前，中革军委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
注意：“转移枢纽”！
毛泽东等决定打鲁班场，那是真要打！也是真打！但是，真正的功夫，还是在“诗外”！
这个诗外之意是什么呢？
一、加强蒋介石“匪必西窜抢金沙”的判断。能拿下鲁班场当然好，如果拿不下，也可以掩护再渡赤水河的意图——因作战而集中的部队，可以一个转身就奔茅台渡口，迅速而从容地渡河。
二、渡河后，仍然可以继续让蒋介石维持“匪必西窜抢金沙”的判断：中央红军想拿下鲁班场而继续“西窜”。没有拿下来被迫渡河，仍然是要隔河“西窜”，继续去抢长江，或去抢金沙江。那么中央红军完全可以根据敌人的动向，再寻求新的“机动”。
——请注意薛岳秉承蒋公旨意整出来的“在赤水河以东地区消灭朱毛股匪的部署”之第一项：“如匪真[正]面犯我周纵队时，则周纵队可引匪至桑树湾本阵地以求决战，并抑留之，以俟我各纵队之到达”（桑树湾位于鲁班场东南约十余公里处），这个部署对作出“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部署的“朱毛”来说是透明的，而“朱毛”又恰恰是针对着这个部署依据的判断而去的！
这说明了什么？
所以，打鲁班场完全是一个真打实干的假动作！这个动作的真正意图对下级并没有交底——交代的是“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消灭鲁班场之敌”。但是，对于能不能在一天之内拿下这个兵力与中央红军主力差不同相等的敌人，中革军委还是作了足够的应对准备的。周浑元纵队有第五（谢溥福部）、第九十六（肖致平部）和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共三个师的部队，其中第十三师万耀煌部还是两旅六团制的大师——一个师相当于别人两个师。中革军委集中了一、三、五军团攻打鲁班场，双方投入兵力实际上是差不多的。而红九军团则一边阻击从长干山而来的吴奇伟纵队，一边在坛厂附近待机——这实际上就是再作另外的打算。
鲁班场当时有十二个团的敌人，围攻鲁班场中央红军差不多也是这个兵力规模。敌人已经构筑了工事，所以打起来就很艰苦，反正打了一整天也没拿下来，红军伤亡一千多人——这个损失已经很接近土城了。
【中央红军鲁班场进攻战斗及撤出战斗示意图】
打到晚上，中革军委突然下达命令：撤出鲁班场战斗，转向茅台：渡河！
当晚，红一军团教导营夺取茅台渡口，红九军团占领中枢。16日，中央红军主力渡河，17日上半天，渡河完毕。而周浑元发现红军突然撤离，不知虚实，派出一支部队去追，半道上就被打了回去。
周浑元按照蒋介石的部署，认为红军来攻是来抢路。蒋介石也认为红军这是要抢路西进。
这个时候突然红军突然一撤出，周浑元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可能没到两里路就被人家打回来了。这完全是有准备的撤退，跟一个多月前土城之战的仓促撤退完全不同：利用夜暗，一个晚上从容撤出，然后从容渡河。
【指挥鲁班场战斗的林彪战前至少得到了中革军委所授的部分“机宜”（作者：沈尧伊）】
原来我认为，周浑元这回是好歹算是打了个胜仗，让红军碰了一鼻子灰，把鲁班场守住了，怎么都该得蒋介石一句表扬吧？结果不是这样，蒋介石日记中，把周浑元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你周浑元就是个笨蛋，你怎么没拦住共匪？你为什么不守桑树湾、不守坛厂、不守仁怀，把队伍都缩到鲁班场？其实周浑元都有理由反驳他，周浑元可以拿出最高统帅发给他的所有电报：你当时就是这么着部署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的啊！
可周浑元不敢啊，那可是委员长，委座啊！
蒋介石在四渡赤水期间他的所有电报里头，几乎都有骂人的语句！老子如何如何算无遗策，你们是如何如何蠢笨呆滞。总而言之，老子英明神武，你们蠢笨如猪。
中央红军这次三渡赤水，跟二渡赤水一样，又一次摆脱了被动态势。而且不仅于此，还因此获得了取得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更有利的态势的转机。这次三渡赤水，跟以往两次不一样，毛泽东等已经开始在筹划利用赤水河大转弯的这个拐角做一篇四渡赤水的文章了——他们已经在谋划下一步的动作了。
【中央红军转战长干三渡赤水示意图】
而且，绕一个大圈子去抢金沙江，实现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的意图，至少已经开始在绸缪了。在这个预谋之前的两渡，还只是见招拆招，而这一次，那就是蓄势待发，真正开始挥舞摆脱被动掌握主动的大手笔了。
附：关于打鼓新场作战计划争议的有关电报解析
一、1935年3月9日，薛岳秉承蒋介石旨意，下达“在赤水河以东地区消灭赤匪”部署
薛岳关于在赤水河以东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1]
（1935年3月9日）
一、据报，匪大部仍在遵[2]城以西地区及鸭溪、枫香坝一带，其先头约数百人，佳巳刻与我长干山警戒部队接触，有佯犯长干山而企图西窜之势。
二、川军郭[3]师鱼日到桐梓，廖[4]旅齐日起由桐梓向娄山关前进，上官云相部亦跟进。
三、本路基于上项匪情及委座庚戌、佳巳电令要[旨]，决定部置方案如下：
1. 如匪真[正]面犯我周[5]纵队时，则周纵队可引匪至桑树湾本阵地以求决战，并抑留之，以俟我各纵队之到达。吴[6]纵队自灰日起开始转移兵力。灰日，欧[7]师进至大渡口，梁[8]师进至息烽。真日以后，唐[9]师主力配置茶山关、大渡口线及滥板凳、刀把水各地，余一部随纵队前进；韩[10]师守备黄沙河、六广渡、鸭池河外，其余应于真日集中刀把水、大渡口之线，俟令逐步向遵城推进，如遵城无匪，则向鸭溪前[进],并与我川军切取连络。孙[11]纵队在原地筑工候命，进至新场以西地区，相机向该匪腰击。王[12]纵队除一部仍守西安寨、新场之线外，主力相机向该匪腰击，务[与]周纵队切取连络。
2. 犯我周纵队之匪如系佯攻部队时，则判断其主力将同时循打草坝、具[五]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此时应由周、王两纵队不失时机急起夹击。吴纵队进出乌江北岸后，即取捷径向匪蹑追。孙纵队仍进出新场以西地区腰击之，务歼灭匪于赤水河以东地区。
3. 目前匪情由周、王两纵队及唐师努力搜集，随时具报。但各纵队进出路须预行侦察。
4. 各纵队之行动，每日早晚对本部须各报一次。
注释：
[1]此件引自《第六路军赣南——湘南——黔西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各役战斗详报》，以佳酉贵机电发出。
[2]遵，指贵州省遵义县（今为市）。
[3]郭，指郭勋祺。
[4]廖，指廖泽。
[5]周，指周浑元。
[6]吴，指吴奇伟。
[7]欧，指欧震。
[8]梁，指梁华盛。
[9]唐，指唐云山。
[10]韩，指韩汉英。
[11]孙，指孙渡。
[12]王，指王家烈。
二、中央红军数次诱歼周浑元不果后，林彪、聂荣臻提出奔袭打鼓新场黔军的建议
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提出如下建议——
林彪、聂荣臻关于打鼓新场前进的建议
（1935年3月10日1时）
（万急）
朱主席：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 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 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十三时到达泮水，断西安寨敌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十四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十一日，以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 一军团主力之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孔于十一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佯攻周敌。
4. 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十一日到达。
5. 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十日一时
这个建议在张闻天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反对者仅毛泽东一人。毛泽东认为黔军在打鼓新场经营有日，工事筑就，而攻坚非红军所长；二来在我军奔袭打鼓新场的几天内，打鼓新场的黔军有可能得到大定（今大方）、黔西的滇军的增援，而我军深入打鼓新场附近，有可能受到黔军、滇军、中央军周、吴纵队的合击，掉入陷阱。
毛泽东的反对意见未被接受，会议通过了林、聂攻击打鼓新场的建议。
会后，毛泽东连夜去找周恩来，提议攻击打鼓新场的命令不要着急下，再仔细斟酌一下，得到了周的赞同，命令也没有下。此间，又收到了军委二局送来的破译敌电，敌电内容佐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这份敌电就是薛岳于日前刚下达的部署电。
10日7时30分，军委将这份敌电的内容向各部作了通报——
野战司令部通报遵义敌情及我军部署（节录）
（1935年3月10日7时30分）
薛敌九日称，我大部队仍在遵义城以西地区，有佯攻长干山，企图西进之势。因此，该敌作如下布署：
㈠如我真犯周敌时，则周敌可行引我至桑树湾阵地，以求决战，并抑留之，以俟各纵队之到达。吴纵队自本十日起开始转移兵力，十日欧师进至大渡口之线及懒板凳、刀靶水各地，一部随纵队前进及韩师守备黄沙渡、六广渡、鸭池河外，其余十一日集中刀靶水、大渡口之线候命，逐步向遵城推进，如遵城无我军，先向鸭溪前进，并与川军联络，孙纵队在原地构筑工事，候命相机进出新场以西地区，再向我进击。
㈡如系我佯攻部队时，则判定我主力将同时循打草坝、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此时由周、吴两纵队不失时机急起夹击。吴纵队进出乌江北岸后，即取捷径向我跟追。孙纵队仍进出新场以西地区向我猛击，务歼于赤水河以东地区。
㈢杨师三个团八日已移驻三里堡，防我由臻母洞西窜。
㈣潘佐旅八日在桐梓筑工事。
林、聂方案恰恰就在蒋介石、薛岳9日部署的第二项的范畴之内：军委干部团佯攻周浑元，一、三军团主力奔袭打鼓新场。蒋、薛虽然不可能知道林、聂这个建议的意图，但这个意图恰恰符合蒋、薛“匪必西窜”的判断以及各路夹击之部署——毛泽东认为这是个陷阱，的确没有说错。
二局破译的这个电报，的确起到了很重要的佐证作用。
三、中革军委下达“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3月10日白天，中革军委重新开会计议，决定改变进攻打鼓新场的意图——
朱德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1935年3月11日1时30分）
林聂彭杨：
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朱
十一号一时半
四渡赤水与声东击西
我们把三渡赤水的意图再解释一下。
三渡赤水的意图，后来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它主要是两个，我觉得第一个当时赤水河东岸和南岸都是敌军正在匆匆赶来形成合围之势的时候，他突然跳过赤水，跳过赤水当时第一个目的就是要继续让蒋介石维持“匪必西窜”的判断——这个是蒋介石的一个既定判断。共产党只要往西去，他马上就会想到共产党要去抢金沙江。
红军在西赤水河南岸打鲁班场，蒋介石的判断是红军要拿下鲁班场拦路虎以后，然后直奔金沙江，通过黔西直接进入云南往金沙江去，他是这个判断。红军过了赤水河以后，蒋介石仍然怀有这个疑虑：共军在赤水河南岸抢路不成，那么他们转到赤水河北相对空白的地域后，是不是仍然会打“西窜抢金沙”的主意？而毛泽东就是想加强蒋介石这个心结可能导向的误区，就是想让蒋介石继续认为：甭管红军从赤水河南还赤水河北，只要西去，那就是一定是“西窜抢金沙”。所以说一过茅台，中革军委就派出部队继续往西北佯动，作出要打古蔺打叙永的架势——这也是做给始终心系“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刘湘，以及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头的郭勋祺看的。
毛泽东的第二个意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在把始游弋于川滇黔边的滇军主力给挪个地方。其实，他们早就瞅明白了，蹲在川滇黔边的滇军孙渡纵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支滇军要不挪个地方，始终是只拦路虎。滇军是以为保卫云南境域为主要任务，所以孙渡纵队这三个装备精锐的旅，始终在毕节附近游弋，游过去游过来，他不深入——他不深入川境，也不深入黔境。怎么把这个拦路虎调走，这个是毛泽东一直操心的事。
【红军大佬们一直操心着如何把滇军给挪个地方（作者：沈尧伊）】
这次三渡赤水，毛泽东有一个潜在的意图：希望让赤水河以南和以东的敌军通通跟着在我的屁股后头进入赤水河北岸西岸的四川地区，不管是中央军、滇军还是川军，你们最好全部过去，通通都过去。赤水河这刚好有一个拐角，茅台镇就是这个拐角——赤水河在这里从西-东流向，变成了南-北流向。这不是直角的90度，是一个圆幅的90度，这个拐角——毛泽东说这是“转移枢纽”，正好做一篇有声有色的文章。
毛泽东意图就是我过来以后你们最好都过来，你们都过来了，我就四渡——这个时候已经想到要四渡了——干脆我就从太平渡二郎滩个地方东渡，一下子就跳到赤水河东岸。东岸这边的路线在打鲁班场的时候已然侦察好了，中央红军一跳到这边南下，马上就能绕到面向赤水河北岸的这些敌军部队的屁股后头。这些敌军中一些没过河的部队，川军也好，黔军也好，滇军也好，中央军也好，你们待渡也好，正渡也好，正好就成了我的下饭菜——这个时候，中革军委意图还不是说要马上就要跑，而是绕到敌人屁股后头，打击这些还没过河的后方部队，这应该是他们当时的第一意图第一选择。那么这个意图实现了没有呢？
这个意图可以说是部分实现了。
部分实现，是指川军很积极地跟着中央红军屁股后头渡河了。为什么川军最积极，因为中央红军一进入四川境内，刘湘就认为：你共产党动着我的奶酪了。所以郭勋祺虽然落在中央军后头很长一段距离，他比周浑元纵队吴奇伟纵队都后到仁怀，但是他最先过赤水河，因为红军这次西渡涉及到川军的利益了，他从茅台马上就跟过河，因为红军已经做出一副要打古蔺的样子了，他赶快就追了上去。
中央红军主力过了河以后，毛泽东就专门交代：你们去看一下我们那些浮桥还在不在？——二渡赤水以后中央就有一个规定，我们现在到过的所有地方，架设浮桥都不要拆了，当然你不拆浮桥也有利于敌人，敌人可能追得更快。但是也有利于我们，要转移的时候也很方便。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刃剑。党中央已经决定在此间转战了，所以命令浮桥不准破坏，找几个附近的老百姓给他们几个钱，然后让他们把渡口看起来，这对他们也有利，老百姓来往方便嘛。所以就派了工兵连连长王耀南专门去看了，渡口还在，浮桥还在。
中央红军主力渡河后，就悄悄地靠着赤水河西岸隐伏，一直隐伏到3月21日。
为什么说三渡赤水的意图没有全部实现呢？
因为中央军没有全部跟过河——渡了一些部队，很快又退回来了。滇军则全部没渡河，而是仍在赤水河以南徘徊。蒋介石那几天特别犹豫，一方面坚持“匪必西窜”的判断，一方面又有“匪由茅台西窜，其再转南，转北，抑留一部于东面乎”的游疑。周浑元有部队渡过去，然后又一半回来了。滇军孙渡还是比较狡猾。他们基本没动。
就是说这一调没把滇军调动，把川军调动了。中央军也有调动，但是没有全部调动。
所以说三渡赤水调动敌人的目的是部分达到了，有部分没达到。毛泽东原来的最高期望值没有达到，但是次高期望值达到了，至少把他们注意力全部转入到赤水河西岸和北岸地区，就是四川古蔺、叙永这一带地区。
几天后的3月21日，毛泽东等看看机会差不多了，突然又从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就在他们四渡赤水的时候，蒋介石从鄂豫皖调来的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刚好在向桐梓、遵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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