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怎样的电报)

时间:2022-12-15 浏览:34 分类:百科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43年年底至1944年年初,各大反法西斯战场相继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美军继中途岛、瓜岛之战逐步取得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之后又在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发动反攻,连续攻克所罗门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等战略要地,并于1944年年初开始向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进军,日本海上交通线以及海上同本土的联系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与此同时,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从中国的机场起飞,频繁轰炸日军陆上目标、海上运输线,甚至空袭日本本土,构成对日本的严重威胁。

1、豫湘桂战役与史蒋矛盾的爆发

日本决定在豫、湘、桂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地,以援救陷入困境的南洋日军。

与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捷报频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正面战场在豫湘桂战役中接连失利。1944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日军进行河南作战,基本打通京汉线。5月下旬发动湖南作战,企图打通粤汉线,6月中旬即已攻取长沙。

在7月7日中国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的时候,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两路日军分别沿平汉线南北夹击,几乎将中国一分为二。衡阳最重要的铁路中心和附近机场均已失陷,日军正向第十四航空队的驻地桂林逼近。

一些外国驻华观察家担心,如果日军继续推进,重庆政府可能崩溃,美国为中国战场所投入的一切就会付诸东流。

面对如此危局,新近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返美途中于6月28日从新德里向罗斯福总统发出警报:

整个华东地区,包括所有美国空军的前沿基地都将在3一4周之内落入敌手,这“将使我们现今在这一地区的一切军事努力化为乌有”,“除非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这种瓦解趋势,否则,您将要做好准备眼睁睁地看到中国作为盟国的军事基地变得毫无价值”。

他建议授予一名美国高级军官以政治和军事全权来挽救危局。

这也是当时在华盛顿的许多观察家的看法。

对美国而言,让中国战场继续拖住大量日军,保住和扩大盟国在华空军基地是当务之急。

因此美国军政当局不可能任由中国局势发展,使其在华努力前功尽弃。

7月1日,马歇尔致电史迪威,建议他等到密支那——孟珙局势稳定即将东南亚盟军副统帅的职位移交给索尔登,集中精力重组和指挥中国军队。

史迪威对这一建议并不热心,他表示,除非授予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否则他将拒绝受命。史迪威建议由总统给蒋写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建议动用国民党部队,从洛阳进攻郑州和汉口。他认为在当前危急的形势下,蒋是有可能接受美国要求的。

罗斯福先前一直支持陈纳德和蒋,但在中国局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史迪威、马歇尔先前的预言不幸而言中,罗斯福也不得不再次听从军方的意见,继续对蒋采用高压政策。

7月6日罗斯福签署了陆军部为之起草的给蒋的信。

信中指出:

“日军在华东的推进不仅危及贵国政府,也威胁到美国在中国苦心经营的所有成果,这一严峻局势使我得出结论,必须立即采取断然措施才能挽救危局。时局发展要求派一个强有力的人来调度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资源。”

罗斯福建议蒋从缅甸召回史迪威,授予其在蒋的名义下指挥所有中、美军队,协调和指挥对日军事行动的全权。

2、史蒋矛盾的根源——中国军队指挥问题

对蒋来说,罗斯福的要求不仅触及一国主权的敏感内容,更要命的是,改组军队,武装共产党可能使蒋政权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任命一个在思想感情上与他格格不入的人来担此要职,更令蒋难以接受。但是值此国难当头,政局动荡的非常时刻,蒋也不能不顾忌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政治风险,况且与美国硬抗的结果他刚刚领教过。面对美国的高压,蒋选择了软拖。

7月8日他作出反应,表示原则上同意任命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但是不能马上办理,理由是中国的政治状况十分复杂,需要一个准备时期来采纳美方建议。他建议罗斯福派私人代表到重庆协调他与史迪威的关系,并希望罗斯福理解军事合作必须绝对建立在政治合作的基础之上。

凭着多年与蒋打交道的经验,马歇尔认为蒋在玩拖延术。他建议总统先不要就派私人代表的问题作出承诺,只答应加以考虑。

但罗斯福虑及蒋的答复里有两个危险的信号,一是史蒋矛盾已经恶化到了需要另外派人居间调解的地步,二是中国的国内政治成为军事改革的障碍,于是罗斯福更改了马歇尔起草的答复稿本的语气,表示正在物色合适人选,同时敦促蒋为尽快任命史迪威做好准备。

7月13日,罗斯福又敦促蒋尽快决断。

他说,中国国内政治固然会对军事决定产生影响,但是形势逼人,史迪威必须立即得到任命。

此后三周之内,罗斯福开始了他的檀香山之行。此间时局变化很快:衡阳失守,芷江、桂林、柳州的空军机场亦相继告急。8月8日衡阳失守后国内倒蒋运动再现高潮。美、蒋双方都感到问题严重。其时罗斯福不在华盛顿,马歇尔和史汀生推荐赫尔利为总统特使,得到罗斯福认可。

3、赫尔利与史蒋矛盾

在赫尔利离开华盛顿的时候,总统明确告知其使命是防止中国的崩溃、保持中国军队在战争之中,为此需要维持蒋的领导地位。

赫尔利在重庆的使命拟分三个阶段:

首先力劝蒋任命史迪威;然后研究中国的形势,向总统报告那些影响美国对华援助的主要问题;最后利用他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威望,帮助蒋找出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的方案。

在9月7日与赫尔利第一次会面时,蒋便告诉赫尔利他将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此后,“委员长几乎每天、有时一天数次与赫尔利讨论如何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而又互相感到满意的条件”,以致赫尔利满有把握地向总统禀报,“关于中国指挥权问题的前景看好”。

然而赫尔利的看法过于乐观,他既不了解蒋的拖延战术,也忽略了急速发展的战争形势所带来的各种变数。

9月中旬,缅甸前线和中国正面战场都出现严峻形势。中国远征军历尽千辛万苦,渡过怒江,翻越崇山峻岭,向滇西缅北日军阵地推进,但是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以致史迪威于9月12日告诉马歇尔说日军有可能将远征军打回怒江去,甚至有可能使这次军事行动以毁灭而告终。史迪威要蒋增派援军。

在华东,日军正迅速接近美国在桂林的空军基地网。这里是第十四航空队最后一批前方基地。9月14日,史迪威飞到了桂林。他断定那里的局势已经无可挽回,于是亲自下令毁掉那里的美国机场,以免其落入敌手。

而在这个时候蒋担心昆明失守,打算把在龙陵作战的军队撤到怒江东面,回防昆明。龙陵是正在开通的中印公路终端,与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相连接,如果丢失,就意味着盟国为打通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已历时两年半的战果化为乌有。

史迪威在9月15日给马歇尔的急电中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得出结论说,蒋认为华南的灾难只是暂时的,日军在那一地区不会给他造成更大的麻烦,他可以躲在怒江的背后安全地等着美国人打完战争。

史迪威的这一报告于魁北克时间9月16日上午送达。当时马歇尔正在魁北克和罗斯福、丘吉尔及联合参谋长们开会。

在以往历次会议上美英参谋长一直为缅甸战役争吵不休,但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盟军在缅北已经取得局部胜利,双方迅速达成一致:以1945年3月15日作为目标日期,发动以空降部队和两栖作战部队袭击仰光的强大攻势,收复整个缅甸。

在此之前,积极进行缅北反攻战,以确保包括密支那在内的空中运输线的安全,并打开从印度到中国的陆路交通。英国参谋部指示蒙巴顿,他的首要目标是尽早收复缅甸,马歇尔也迅即将魁北克会议的决定通知史迪威。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蒋变卦,将打乱盟军的整个军事部署。

4、最后的翻脸

为了逼蒋就范,9月16日罗斯福给蒋发了一封语气严厉的信,这也是他写给蒋的语气最严厉的信。其中写到,如果蒋不能增强他在北缅的军队,如果他将远征军从怒江撤回,那么不仅开通由缅甸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的所有机会都将失去,而且还将危及“驼峰”空运。

罗斯福警告蒋:

“如果这样,你自己必须做好承担后果及个人责任的准备。”

他继续说,在华东失去桂林周围的一个关键区域将会使“驼峰”空运的终点昆明暴露在敌军持续不断的空中袭击之中,“驼峰”的吨位将会减少,空中运输线可能会被隔断。“政治和军事的考虑同样会被军事灾难吞没。”“我确信对您来说可以阻止日军达到在华目标的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是立即增援您在怒江的部队,加强其攻势,同时任命史迪威无限制地指挥您的军队的权力。”

9月19日下午,史迪威把电报及中文译稿当着赫尔利、宋子文、何应软、白崇禧等人的面交给了蒋。蒋看了电报,据赫尔利回忆是“他好像太阳穴被打了一拳”,但他不动声色,只说了一声“明白了”,接着是一阵沉默。

蒋本不打算任命史迪威,或者说正在寻找借口推迟、拖延任命,并改变罗斯福原先的要求。

这份电报和史迪威递交电报的方式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蒋已决定断然拒绝任命史迪威。当天晚上,他与赫尔利共进晚餐时故意谈起白天的事,态度冷静而坚决。他说,与史迪威决裂的时刻到了。赫尔利劝蒋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再加斟酌,蒋说,“只要史迪威还在中国”,一切无从谈起。

9月25日,蒋要宋子文转交他给赫尔利的信,明确要求解除史迪威在中国战区的职务,但表示不反对任命别的美国将军来统帅中美军队。他将“任命一位美国军官为他的参谋长,并在他的统帅下指挥所有参战的中国陆军和空军,只要这个人不是史迪威”。

用宋子文的话说:“这是个性问题,不是原则问题。”蒋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将拒绝任命史迪威的责任推到史迪威身上。他说,他为了遵从罗斯福的意愿,不惜违背个人的判断准备任命史迪威,他和赫尔利将军在所有问题上已经处在“完全一致的边缘”。

但是,他很明显地感到史迪威将军没有与他合作的意愿,“他事实上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如果我任命史迪威将军为指挥官,那我就是故意招致不可避免的灾难”。

9月26日,蒋再次通过孔祥熙、宋美龄向罗斯福转达其强硬态度。

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肯轻易收回成命。马歇尔和史汀生坚决主张拒绝召回史迪威。9月28日,马歇尔为罗斯福起草了一份致蒋的复电稿,其中对史迪威递交电报的方式不妥表示道歉,也承认,“史迪威并非完人”,他可能态度生硬,方式简单,但坚持说,提名史迪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是唯一堪当此任的人选,这是因为,“史迪威所要解决的是我们所有战区司令官所能遇到的问题中那些最困难的问题”,他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军衔在美国是最高的,享有这级军衔的一共只有五个人,如果召回史迪威,那就既不利于总统本人和美国的威望,也不利于蒋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美国对华援助。

在权衡任命史迪威的种种因素时,要把“中国日益恶化、真正令人沮丧的军事局势”放在首位。

10月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在把马歇尔的电稿呈交总统时再次强调:

“我们经过考虑的一致意见是,只有一个人,即史迪威将军可能挽救这种局面,而且也只能做到有限的程度。”

但罗斯福没有听从军方的意见。在他的考虑中,此时中国的军事价值已让位于政治的权衡。因此10月5日,他给蒋的回复中收回他要求任命一位美国军官作为所有中国军队指挥官的成命。

但是考虑到维持“驼峰”空运对中国政府的稳定的重要性,他希望蒋任命史迪威为指挥驻缅甸和云南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

但是蒋的态度很坚决,“无论其派美军官指挥中国全线军队或滇缅一部军队,余皆可接受其建议,但其指挥官人选必须为余信任而能与华合作者”,仍要求撤换史迪威,不留任何余地。

蒋不愿意任命史迪威事实上意味着赫尔利第一阶段使命的失败。

5、补刀的赫尔利

赫尔利随即向总统报告重庆的局势并提出建议。在10月10日给总统的报告中,赫尔利表达了完全支持蒋的立场,这实际上是对史迪威落井下石。

他写道:

“通过观察了解,我确信再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可以像蒋这样提供和您进行如此良好合作的基础。就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中国人像蒋一样拥有如此多的领导素质。蒋和史迪威水火不容。现在您必须在蒋和史迪威之间做出选择。您和蒋之间没有其他争议,蒋已经答应了您提出的任何要求、任何建议,除了任命史迪威。”

但史迪威仍在为挽回事态进行努力。10日史迪威致函马歇尔指出,蒋将问题归结为个性冲突是假象和误导,问题的关键在于蒋不想作出进一步的军事努力,如果在这一点上他赢了,他将寻找其他的借口逃避与史迪威的继任者进行任何真诚的合作。

“这并不是一个是将我扔出局还是丢失蒋、丢失中国的问题,而是如果蒋现在被允许来制定规则的话,那将失去中国的巨大潜力。”

为了既调动中国的潜力,又保全蒋的面子,史迪威建议在重庆设立一个中美联合军事委员会,由中美高级参谋人员组成,充当蒋的政策顾问团,他作为战区的司令官,保证执行蒋的命令,实际是执行主要由中美联合军事委员会拟定的计划和政策。`

他在电报末尾借用一位中国军官的话说:

“中国好像是一个在告诉医生应如何进行治疗的病人,现在医生如果要治疗这个病人,就必须非常坚定。”

但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的决心已下,他询问蒋认为可以接替史迪威的人选,蒋提了魏德迈等三个人选。

18日罗斯福对外宣布了他召回史迪威的决定。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指挥权被一分为二:魏德迈少将指挥在华美军,索尔登中将接替指挥在缅甸和印度的美国军队。总统重申美国不再愿意承担指挥中国地面部队的责任。为避免蒋误以为召回史迪威意味着美国政策的转变,总统要求蒋,“我希望你能保证出动你的云南军队配合蒙巴顿攻打缅甸”。在这场较量中已大获全胜的蒋此时表现非常积极、配合。

6、史蒋矛盾的影响

他在20日的答复中明确表示“完全同意”罗斯福的安排,并将在反攻缅甸问题上“尽量合作”,并承诺将与魏德迈通力合作。10月2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界定了史迪威的继任者的使命。魏德迈的使命是:

1.对中国军队承担的首要任务是在开展对日军事行动中给蒋提供建议和协助;

2.在指挥美军时的首要任务是实施从中国开展的空中行动,同时继续在战斗中协助中国空军和地面部队,为其提供训练和后勤支持;

3.不得利用美国的资源镇压内乱,除非这些内争危及美国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他继续享有租借物资的分配权。索尔登作为印缅战区的美军统帅,主要使命是支持中国战区。

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后,中美关系的格局也悄然发生变化。

在史迪威使华期间,对蒋颇有微词也不被蒋看好的驻华大使高斯大权旁落,其作用基本上仅限于日常外交往来和向国务院通报情况,两国政府间的重要交往几乎都是使用史迪威司令部的通讯手段、通过军方途径,或者通过白宫(前期是宋子文、后期是孔祥熙)——蒋的渠道进行的。

史迪威被解职后,作为这一事件的赢家之一,赫尔利很快于11月17日接替高斯任驻华大使,他既是罗斯福钦定的,又深得蒋信任,因而大权在握。而魏德迈无论资质、声望还是后台都无法与史迪威相提并论。

魏德迈接任后所处理的仅仅是军事问题,他只是蒋的参谋长并指挥驻华美军,名义上也掌握租借物资的调拨权,但实际上任务要单纯得多了,权限亦小得多,特别是魏德迈“对自己的职责理解得很清楚,他所做的主要是帮助国民政府训练装备军队,并对一些军事机关进行技术上的改造,这些都是蒋乐于接受的。他本人崇敬蒋,又禁止下属随便议论中国官员,这样他也就很快取得了蒋的信任”。

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考量中,军事权重在逐渐削弱,政治影响明显加强。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