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
此次授衔，共授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2名。
其中，在1956年和1958年又各补授上将1名、中将1名，少将4名。
此外，从1961年至1964年，由大校军衔晋升为少将的共有533名。
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全军共有少将以上军官1614名。
他们个个战功赫赫、身经百战，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
正因如此，他们也常常被称为“开国将帅”或“开国元勋”。
纵观这些“开国将帅”们的历史，都无一例外经历了数十年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段说不尽的传奇。
在授衔时，他们之间也曾发生过许多趣事，比如“一门三将军”、“父子将军”、“兄弟将军”、“将军夫妻”等等。
其中，在这一千多名开国将帅中，竟有7对“兄弟将军”？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为了共同的信仰舍身忘死、浴血奋战，书写了一段又一段令人难忘的传奇。
那么，这7对“兄弟将军”分别是哪7对呢？
王树声，湖北麻城人，1905年出生，1926年以一名小学校长的身份投身革命，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后不久，王树声就参与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期间，他指挥农民武装沉重打击了湖北麻城和河南光山一带的土豪劣绅，不仅打垮了地主武装上万人的进攻，还追杀20多公里，毙伤俘敌数千余人。
从黄麻起义之后，王树声便开始活跃在各个革命战场，先后经历了鄂豫皖苏区突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长征、太行抗日、豫西抗战、中原突围等。
尤其是追随徐帅，将一支规模极小的红军队伍，硬是拉成了一支拥有10余万大军的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仅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拥有歼敌88万人的光辉战绩。
值得一提的是，从红四军方面军中走出来的开国将领，就多达700多位。
1933年7月，王树声奉命出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
王树声打仗素来以“勇猛”著称，在革命的烈火和残酷的战争中，逐渐锤炼成一员“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将。
解放战争时期，兼任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和政委的王树声，率部一举歼灭了大别山国民党残匪，活捉敌中将司令汪宪以下1.5万余人。
1955年9月，功勋卓著的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十大将第九位。
王宏坤，1909年出生，比堂哥王树声小整整四岁。
1927年，王宏坤跟随王树声参加“黄麻起义”后加入红军，之后便跟随徐向前元帅和堂哥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不过，王宏坤入党的时间比如王树声要晚一些，王树声是在1926年入的党，而王宏坤是在1929年5月后才入的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宏坤曾先后担任过红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排长、连长，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副营长、第三十团团长，第十师师长等职。
王宏坤曾参加创建了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抗战爆发后，又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王宏坤率部参加了多次重大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新中国成立后，王宏坤奉命调任海军副司令员，成为我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
1955年9月，王宏坤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然而，要说起王树声、王宏坤兄弟俩，他们之间还有一段传奇的往事。
话说当年“黄麻起义”失败后，王树声只得率领鄂东军一部上山打游击，而王宏坤却不幸与大部队走散。
在孤单无依的情况下，王宏坤邀集了20多名义勇队队员，南下武汉寻找主力，不料竟误打误撞进入了桂系白崇禧的部队。
有趣的是，王宏坤不仅没有受到白崇禧的刁难和打击，反而还在其部队中，接受了较为正规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指导。
而事实证明，这一段传奇的经历，将对王宏坤的军旅生涯产生重大影响。
在桂军中干了不到一年，王宏坤就得知堂兄王树声等72条好汉在大别山树起中国工农红军大旗的消息。
闻讯后的王宏坤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毅然决定离开桂军，前往大别山。
然而谁知，他两次化妆前来找堂哥王树声，结果都被王树声所部的战士当成“特务”给抓了起来。
经过一番折腾后，误会才解除，王宏坤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堂哥身边。
由于王宏坤在桂军中受过比较正规的军事训练，因此他的战斗素养比一般的红军将领要高，在战斗中屡立奇功，很快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并得到重用。
1933年7月，年仅24岁的王宏坤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期间，他又担任了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首任旅长。
1955年授衔时，他与堂兄王树声一个上将，一个大将，兄弟二人肩膀扛起了14颗将星，由此在军中成为了一段佳话。
在众多开国将领中，贺晋年和贺吉祥兄弟俩的关系极为“特殊”，他们不仅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又曾在一个时期内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和上下级。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每逢战事，兄弟俩都会一同上阵，并肩杀敌，立下了无数赫赫战功。
其中，兄长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创建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骑兵部队。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晋年先后出任过红军团长、师长、军长等职，并率部参加了三次反“围剿”斗争，为开辟和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8年3月，东野进行第三次大整编，以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合编为第11纵队，由贺晋年任司令员。
后来，第11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48军后，贺晋年任该军军长。
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时隔11年后，贺晋年在军事生涯中担任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军事主官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贺晋年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兼任防空、卫戍、装甲兵部队司令员和中朝联合铁道运输指挥部司令员。
在任期间，他为东北军区的正规化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1955年，达到评上将条件的贺晋年，由于各种原因，最后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然而，无论军衔的高低，对于他来说都不重要，他所在乎的，是如何提升我军的战斗力。
从1957年被任命为装甲兵副司令员后，贺晋年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我军装甲部队的建设事业中。
在任期间，他主持了我国第一代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的研制工作，为建设人民装甲兵作出了杰出贡献。
相比于兄长贺晋年来说，其弟贺吉祥的功勋也同样耀人！
1932年，年仅17岁的贺吉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年加入红军。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吉祥长期在哥哥贺晋年手下工作，历任红军第27军第81师第214团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参加了陕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贺吉祥长期在地方部队工作。
1948年7月，时任晋绥六分区第四十团团长的贺吉祥，率领部队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就接连取得了麻会镇、黄水火车站三战三捷，歼敌数百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贺吉祥奉命调任第四军第11师副师长，1952年5月升任师长。
1954年3月，贺吉祥从南京高级军事学院毕业后，奉命调任第五十军副军长。
1955年，贺晋年、贺吉祥兄弟同时被授予少将军衔，但贺晋年是副兵团级少将，而贺吉祥只是副军级少将，所以两人的级别差距还是挺大的。
此外，当时所有享受副兵团级待遇的开国将军中，基本有一半是上将，一半是中将，只有贺晋年一人是少将。
戴克林，湖北红安人，1913年出生，1929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战争时期，戴克林先后出任过政治指导员、连长、团长、师长等职。
戴克林作战勇猛、指挥灵活，屡立战功！
孟良崮战役中，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六团团长的戴克林，奉命率部夺回已经失守的330高地。
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戴克林临危不惧，沉着指挥战斗。战斗到最激烈时，他更是亲自带领一营战士与敌人反复冲杀5次。
在经过一番苦战之后，当天晚上，六团终于将330高地夺回，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长期艰苦的战斗，也给戴克林身上留下了7处伤痕。
新中国成立后，戴克林历任安徽省军区参谋长、工程纵队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等。
戴克明，1915年出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过河南省光山县委书记、新四军第四支队电台警卫队队长、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八团政治委员、洛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五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等职。
与堂兄戴克林一样，戴克明也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但兄弟俩自从投身革命后，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当时戴克林跟着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而戴克明则留在南方打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由于不在同一个部队，所以兄弟俩整整10年没有见过面。
抗日战争期间，兄弟俩虽然都是新四军成员，但也互不知晓。
直到1939年7月的一天，兄弟俩才迎来了相逢的机会！
当时，戴克明作为新四军四支队的代表，出席了在皖南泾县召开的中共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
报道后，戴克明与新四军三支队一位名叫“戴克林”的侦察参谋，被分在同一间房子里居住。
看到此人的名字后，戴克明觉得很奇怪：“怎么此人的名字跟我仅有一字之差呢？”
当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名字相似并不稀奇，所以戴克明除了感觉到巧合之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两人打过招呼后，开始相互打量起对方来，也许戴克林的心中也同样感到奇怪。
接着，两人便说起话来，结果在询问完对方的家乡、年龄、经历后，两人竟然紧紧抱在一起，大哭起来。
原来，对方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堂兄弟！
更为传奇的是，戴克林原名“戴道驹”，戴克明原名“戴道奎”，但后来二人都改了名字，相隔万水千山的兄弟，改名之后竟然只有一个字不一样。
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的吧！
然而他们也不会想到，25年后的1964年，他们兄弟二人竟同时由大校升为少将。
丁荣昌，江西于都人，1912年出生，1931年参加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丁荣昌先后出任过红军282团政委、八路军锄奸部部长、第二野战军第十四军第41师政委等职。
1949年10月，丁荣昌率部随解放大军主力一起进军大西南，参加了滇南战役，一举歼灭了企图破坏云南和平解放的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丁荣昌将军仍活跃在战斗一线，为新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许多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60年11月初，丁荣昌将军领导云南军区两次出国参与中缅联合作战，取得了击毙国民党残部师长2名、俘虏副师长1名，共歼灭国民党残部740余人的辉煌战绩。
此一战，不仅成功捣毁了缅北国民党残军经营十多年的巢穴，还协助缅方收复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相比于哥哥丁荣昌来说，17岁就跟随红军南征北战的弟弟丁盛，名气更大。
丁盛素来以打仗勇猛著称，是我军战史上一位著名的勇将、战将、闯将、悍将，被林帅称为“丁大胆”。
在丁盛的军旅生涯中，当属抗美援朝战争和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战功最为显赫。
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部重创了南朝鲜军“首都师”、第六师和第八师，歼敌14000余人。
1953年7月中旬，丁盛又率部打退南朝鲜军多次进攻，歼敌6250人。
金城战役中，他率部与其他部队一起，共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5.3万余人。
此战的胜利，向金城方向推进了160多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有力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但这还没完！
1962年10月26日，丁盛统一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瓦弄地区作战行动，给予印军沉重打击。
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瓦弄之战”是中印边境反击战中最关键，同时也是最后一战。
我军战士在丁盛将军的领导指挥下，歼灭印军3个营全部、一个营大部和印军第11旅旅直分队等部1.2万余人。
故而此战也被称作——“瓦弄大捷”。
张令彬，湖南平江人，1902年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在我军历史上，张令彬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老革命”，资历高、功劳大。
我人民军队的第一个教导队——井冈山时期红军在龙江书院办的第一期班排级骨干培训班，张令彬就担任区队长，而且还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
后来，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张令彬开始长期从事后勤保障工作，历任红九军后勤部部长、中央教导师供给处处长、军委供给部部长、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司令部司令员。
新中国成立后，张令彬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等职。
1955年，张令彬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全军授衔的服装，就是他领导设计的！
跟哥哥张令彬一样，弟弟张平凯也长期从事着后勤工作，期间留下了一段又一段的传奇佳话。
1931年3月，时任红三军团后方留守处主任何长工被调到前线指挥作战后，其工作由张平凯接替。
在任期间，他组织建立了3个战时流动的后方医院、5个固定医疗点，担负起分散救护医治伤病员的重要任务。
此外，他还组建了新兵训练营和俘虏官兵训练营，建立了一个机械所，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兵源和物资，受到彭德怀的好评。
解放战争中，张平凯主要从事军需后勤工作，参与领导了辽沈战役、天津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张平凯协助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聚奎（上将）筹备军需物资。
在短时间里，将参战部队两个月的粮食、10个基地的弹药和大批饲料、油料一一补全，极大程度上保障了前线志愿军的作战。
除了在后勤工作上业绩突出外，张平凯在“文学”上面，也是颇有建树。
由于小时候家里穷，张平凯只上了一年多的小学，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水平，连字也认不全。
参加红军后，张平凯开始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在长征结束后，他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较大提高。
在战斗生活之余，他还写了两篇著名的新闻稿——《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
毛主席看后大为赞赏：
“平凯同志的稿子甚好，既生动，又有原则性，全文分数日在新华社播报。”
后来，当毛主席得知张平凯只上过一年多的正规学堂后，大为吃惊，对他更是赞赏有加。
此外，由于张平凯曾参加过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与彭总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晚年时还创作了《忆彭大将军》、《彭德怀率师援朝》等作品。
与前几对“兄弟将军”不同的是，谢良、谢有法兄弟除了立有赫赫战功之外，还是我军中少有的“文化人”。
谢良，江西兴国人、1915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战争时期，谢良先后出任过红13师37团政委、八路军115师留守处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炮兵学院政委、解放军炮兵副政委等职。
在1955年授予的开国将军中，共有13位独臂、独腿、独脚将军。
而在这13位残疾将军中，独脚将军只有一位，他就是谢良少将。
毛主席曾评价说：
“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独腿、独脚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将军身残志坚，在枪林弹雨的革命岁月中，他率领部队南征北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危险、紧张的军旅生活中，将军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写作，先后出版了多本有名的著作，比如《铁流后卫》、《边城女囚》、《独脚将军传奇》等等。
其中《铁流后卫》一书影响巨大，发行数多达10余万册，甚至还被译为俄文、朝鲜文等，在军队和文艺界引起了剧烈反响。
后来，谢良将军被吸收进中国作家协会，成为该协会中第一位将军作家。
与哥哥谢良一样，弟弟谢有法也是一位“文化将军”。
他先后出任过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八路军总政治部副科长、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谢有法奉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
1955年，谢有法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中将，只有38岁。
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谢有法将军也坚持写作，有着“军中秀才”的美誉，著有《奋战在沂蒙的第一纵队》一书。
即便是离休后，将军仍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支援家乡的建设。生病期间，他还坚持撰写了解放军部队政治工作的论著。
曾任军委副主席、开国中将（1988年授上将）的张震将军曾赞扬他说：
“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和发扬了老红军的本色，真是难能可贵！”
1995年1月19日，谢有法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范朝利，河南省新县人，1914年出生，1930年加入红军，同年就入了党。
范朝利幼年生活困苦，11岁时就因穷辍学回家帮父母种田，13岁时又因生活所迫到邻村油坊当学徒，期间饱受欺凌。
16岁那年，范朝利义无反顾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一名普通的战士做起，先后担任过排长、副连长、连指导员、师参谋长等职，战功赫赫、威名远扬。
抗日战争初期，范朝利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参谋长，协助团长陈锡联（上将）指挥了“夜袭阳明堡”战斗，炸毁日军战机24架。
此战是我八路军第129师出兵抗战的第一场大胜仗，极大振奋了我军士气，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在忻口前线的作战。
解放战争中，范朝利率部血战羊山，全歼国民党整编第66师2万多人，活捉中将师长宋瑞珂，缴获无数。
羊山战役的胜利，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扫清了障碍，取得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初步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范朝利曾任第4兵团第14军军长，率部参加川南剿匪，指挥部队进行康南、中甸和小凉山地区的平叛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6年7月，范朝利奉命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而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2012年8月6日，范朝利将军因病逝世，享年99岁。
范朝福，1929年就加入红军，比哥哥范朝利还要早一年，而那时候的他才有13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范朝福主要从事民运工作，长期远离领导，单独活动。
在此期间，他严格要求自己，并积极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不断吸收新人，扩充部队，使红色武装不断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敌人还曾悬赏3万元活捉他，但其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抗战爆发后，范朝福曾任129师771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
在任期间，他工作极为出色，仅1939年一次就扩充了4个营3000多人的兵力。
新中国成立后，范朝福曾先后担任川南军区后勤部政委、二野十军后勤部政委、海军威海基地政委等职。
1955年，范朝福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范家兄弟多次在同一部队并肩作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期在一个军系列内战斗，抗战期间又同属于129师，解放战争时期又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
当时，范朝利担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范朝福担任二纵6旅17团政委。
真正体现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综上所述，便是文史君对新中国开国元勋中7对“将军兄弟”的介绍了。
他们每一个人，无论军衔高低，都是我们共和国的英雄，他们的英勇事迹，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和尊敬。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传奇的开国将军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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