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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业革命从1660年持续到1760年，横跨了一个世纪。在这期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规模也稳步扩大。
进口产品中除香料、胡椒、棉织物之外，还有咖啡、茶叶等，种类更加多样化。从进口金额而言，如按照这100年的平均值计算，贸易额以每年7493镑的金额持续增长。而就增长率而言，则是以2.3%的速度逐年升高。
出口方面，有毛织物、铜、明矾等产品，但是，由于欧洲产品在亚洲难以畅销，因此这一时期，金银的输出以压倒性的份额成为出口贸易中的主要产品。可以说，将从新大陆美洲流入的白银带到亚洲，再使用获得的收入来购买棉织物等亚洲商品，这样的商业模式已成为17~18世纪印度贸易的特征。
但不论方式如何，与出口额的增长几乎同步，进口额也相应增长，呈现平均每年2.8%的增长率。
然而，在这百年中，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扩张最为显著的时期，商业革命的整个进程中，虽然屡次发生诸如战争、饥馑、海难等难以预知的天灾人祸，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一直保持着不断壮大的势头。
16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以6万8373镑的资本启动了它的“首次航海”。从那以后直到1650年前后的这段时间，东印度公司还以“合资公司”的形式统筹了数次远航。不过，每次组织远航时，公司都是以当即分配所有资产的“临时性企业”的身份来进行的。
虽然有时能够筹集到数量可观的临时资金，但是由于营业状况极不稳定，多数情况下的筹资总是难以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共和政权下，克伦威尔与议会向东印度公司发出指示：建立一个期限更为长久的“合同合资体制”。
于是，1657年，东印度公司终于建立了公司雏形，正式进入发展轨道。它摈弃了每一次都要分配资本的制度，采用仅将盈利额分配给股东的红利（股份利润)制度。
通过这次改革，“股份”第一次变身为具有营利性质的可自由买卖的证券。虽然当时还没有等额股份的规定，但股票的流通由此变得极其简单了。
采用红利制度确保公司法人长久化、安定化的方法，虽然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做法的模仿，但16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创建了“公司职员有限责任制”，使公司具备了现代股份公司的特征。
由此，股东仅对投资金额和红利承担责任，在公司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其私有财产不会受影响。
1671~1681年的11年间，公司的红利总额达到了总利润的240%，年平均比例为21.8%。此后至1691年的10年间，公司又分出了450%的利润，年平均比例大约为17世纪70年代的两倍，高达45%。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这种繁荣景象以及向股东分发高额红利的情况，其背后存在着以下这些历史事实。1657年，克伦威尔为了将东印度公司改组为永久性公司，计划向外界募集数额为774万镑的资金。但是，由于当时东印度公司的经营状态萎靡不振，并且国内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投资者寥寥无几。因此，克伦威尔领导下的东印度公司，只好在1659年凭借其千方百计募集而来的37万镑资金开启了它的商业航路，而这一金额仅达到了最初预算的50%。
不过，根据公司创立七年后1664年的统计可知，公司起步后的经营状况呈现良好势头，资产增长到50万镑，并在此后也保持了上升趋势。七年后，1671年的纯资产估算额为60万镑。而在统计更为精确的1678年，其资产额则达到80万镑。第四个七年之后的1685年，其资产额上升到170万镑。在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资产雄厚的巨型公司。
但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股份配有高额的红利，因此公司的股票在这个时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气。在稍后的时代里，丹尼尔·笛福写道：
股票的价格与其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同时也与公司的实际营业内容毫不相干。所以，时常发生公司亏损但股票价格反而上涨的情况，也不乏船舶满载着畅销产品归航、股票价格却下跌的情形。
丹尼尔·笛福诚然道出了股票的真谛，同时他关于17世纪70~80年代的东印度公司的高额红利的观点也十分符合实情。
在这一时期的伦敦，“股票交易”才刚刚起步。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在其1693年发行的关于“股份交易”的启蒙型报纸中写道：
股票的收购与出售是当今新兴的大型交易之一。恐怕了解此事的人还为数不多，因此特发此文。
当时，不论是在伦敦，还是在阿姆斯特丹，大部分民众都还对具有投机性质的股票交易怀有不信任感。在这种氛围中，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却很快被运作成商业投机对象，不论其经营状况的好坏，一直大受好评，并且还带有公司红利的附加值。
这样一来，17世纪末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伦敦的金融业者和投机业者，无不为购买东印度公司股票等优良股趋之若鹜。
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这一时期十分兴旺发达，公司的组织结构也日益现代化。
不过，关于遥远亚洲的信息以及船舶航运的情况，却还充满着许多人们无法预计的因素。同时，公司的营业状况也仍旧存在不少难以评估的不透明因素。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投机者通过大量购买东印度公司股票来炒作股价、牟取暴利的现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操纵东印度公司股票获利最多的人是大股东乔西亚·查尔德。拥有公司大量股份的他，以东印度公司总裁的身份控制着公司的运营。同时，他又通过捏造虚假新闻、雇托儿散布假新闻的手段，达到了自由操控股票价格的目的。据说，他通过在股价最低时购买股份，又在股价最高时售出股份的方法，累积了不可计数的财富。
作为同时拥有金钱与权利的实业家，他专制的管理方式在伦敦的金融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他不仅与金融界，而且与国王、官廷势力也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被称为“无冕之王”。在他的黄金时代：17世纪80年代，他通过每年向国王敬赠1万畿尼(1畿尼为1镑1先令)的财物而博取了国王的欢心。于是，在国王及宫廷的支持下，他将东印度公司变成了自己的掌中物。
赠送给国王的厚礼以及他在豪宅贵族般的生活，无不建立在其操纵东印度公司股票进行投机交易而聚敛来的财富基础上。全盛时期的查尔德，在印度和英国分别设置了为其搜集情报和制造、散布谣言的下属。
例如：
收下查尔德聘金的掮客，做出一副惊恐失措、战战兢兢的神情，向大家暗示着：他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一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商馆被来自印度的10万异族人袭击了。接着，这个掮客又开始出售股票，总价值达2万镑。于是，整个交易所便陷入了股票抛售的混乱之中。没有人愿再出1先令购买股票。股票价格眼见着就下降了10%、12%。
这时，查尔德又雇人快速地进行股票的秘密收购。在购入近10万镑的股票之后，他坐等股价的攀升。通过这一手段，查尔德成功地让股价在35镑到150镑之间上下浮动，进而聚敛了一笔巨额的财富。而他所获得的恶名“肮脏至极的贪财鬼”也可称得上是实至名归了。
查尔德及其支持者的专横态度，不免引得东印度公司内外怨声载道。然而，查尔德以进献高额财物的手段与王权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人们的批判声往往都逃脱不了被扼杀的命运。
在1688年爆发的光荣革命中，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被推翻。于是，反对派便乘胜追击，向东印度公司展开了全面的进攻。他们在议会上向新国王威廉三世提出请愿书，要求解散查尔德等人支配的公司，建立一个全新的东印度公司。
提出建立新公司申请的托马斯·帕皮伦(Thomas Papillon)等人，通过下议院在整个17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着对旧东印度公司的攻击。最终，1698年9月，名为“东印度贸易英国公司”的“新公司”正式创立了。
而查尔德等人控制的旧东印度公司，则在光荣革命爆发后的10年间失去了王室特权的庇护，由于反对派的连连攻击而深陷苦境，昔日在贸易营业方面的权威也一步步丧失殆尽。
给旧东印度公司贸易带来重创的，除了查尔德反对派托马斯·帕皮伦等人创建承办发行股票的联合银行加入贸易竞争的因素以外，还有非法商人四处活跃的历史背景。
然而，对于旧东印度公司而言，给其造成致命性打击的历史事件实际上是与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之间的战争（奥格斯堡大同盟战争)。正是这一事件的影响，17世纪90年代，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萎靡不振，甚至被人断言已危在旦夕。
概而言之，旧东印度公司17世纪80年代的进口额达380万镑以上，而90年代时却下降到173万镑，不及80年代的一半。
其中，印度棉（棉织物）在17世纪80年代的年平均进口量为76万匹，在90年代时下降到每年23万匹。而在这样一个进口低迷的17世纪90年代，“棉织物论争”反而更加如火如荼，重商主义者要求保护本国贸易的主张也在这一时期变得更为响亮。
当时，不仅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状况如此，英国整体都呈现经济不景气的倾向。不论是棉织物论争，还是重商主义论争，可以说都是经济萎靡状况下的历史产物。
1702年7月，两公司与国王之间达成协议：到1709年为止，双方应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东印度地区的贸易。
新、旧东印度公司分别派出相同人数的委员，由他们组成管理委员会来负责管理公司的贸易经营。
虽然如此，新、旧两大公司的并立仍在印度当地埋下了纷争的火种，出现了双方对立抗争的情况。不过，新公司在设立印度商馆以及向当地派遣员工的事项上也屡屡遭受挫折。虽然它的存在给旧公司带来了威胁，但最终考虑到和解与妥协才是上策，新公司加入了1709年3月创立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英国商人对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
联合公司采纳了新东印度公司的意见，从成立初期起就开始限制大股东的支配权，确立了每位股东都拥有投票权、参加股东大会权利的体制；同时，为了使公司运营实现现代化、民主化，还设立了明确的法规，强化了股东大会的重要性。
1713年的股东大会又正式决定：总裁和副总裁不参加股东大会，取而代之由董事长（议长）和副董事长（副议长）出席股东大会。
历经以上种种改革后最终诞生的联合东印度公司，正是一直存续到1858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1833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获得收益的重要途径为：
贷款给印度农民让其从事鸦片生产，再将收购来的鸦片产品贩卖到广东。这项收益在东印度公司总体收益中占据了高达12%的比重。由于除了东印度公司以外，自由贸易商也在鸦片贩卖的行列之中，所以流入中国的鸦片总量呈现一路上升的趋势。在印度一箱价格为200美元的鸦片，到了广东，其交易价格就会变为800美元。于是，即便是冒着禁令，鸦片贩卖活动仍兴旺不减，形成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洪流。
在这一背景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这场战争的中途，1841年1月26日，英国军舰占领香港。当英国政府宣布这块岛屿不久后将成为自由港后，私营贸易商们便纷纷开始在这里购买土地，并移居到此。香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被开拓出来的。
可以说，英国管治下的香港的初期历史与东印度公司有着颇深的渊源。
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英国与清政府缔结的《南京条约》中没有任何关于鸦片的规定。于是，香港在此后继续充当着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最大仓库。
1857年在印度爆发的“印度兵叛乱”，则决定性地影响了东印度公司的命运。
“印度兵叛乱”是一场从1857年5月持续到1859年7月的，为时两年以上的大叛乱，同时也是一场席卷了除南印度以外的印度次大陆大面积国土的民族运动。虽然说英国统治了印度，但其统治开始于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
在那之后，英国的统治网逐渐在印度次大陆上蔓延开来。
但是，就在它即将完成对印度全面支配的前夜，即百年之后，它却迎来了印度兵的大叛乱。
虽然这是一场调动了地方农民、德里市民等广大民众的大规模民族运动，虽然印度兵们占领了德里，然而皇帝及那些旧莫卧儿帝国的掌权者没有能力将这股力量凝聚起来。
9月，重建体制后的英国军队发动了对德里市的总攻，皇帝被捕。所谓的印度统治者（皇帝）在仅仅数月后就被夺去头衔并押上了法庭，在1858年被遣送到流放地——大光(1755年改名为仰光)。莫卧儿帝国至此名实俱亡。
虽然失去了莫卧儿皇帝，印度全国兴起的起义浪潮仍持续了一年以上的时间。东印度公司只得求助本国政府来镇压起义。由于这一时期英国政府的实力处于巅峰状态，因此向印度输送了远远超过东印度公司请求的兵力，并发行了1000万镑国债用以充实军费。
英国方面多次调遣讨伐军，向阿瓦德的勒克瑙和阿萨姆、孟买、中央邦等各个地方进军，但是由农民兵组成的阿瓦德部队实力强大，久久难以攻克。直到1859年7月以后，这场大起义才被彻底镇压。
这一期间，东印度公司最终被勒令解散。由于印度爆发叛乱的责任在于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方法不妥，1858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统治法》剥夺了早已丧失商业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各地的统治权。至此，1600年12月获得特许状而发足的东印度公司，终于命归西天了。
根据《印度统治法》，自1858年11月1日起，印度进入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的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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