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9日的深夜，远在西柏坡接收电报的报务员苏采青收到一封秘密电报，电报内容正是国民党军队在长江南岸的详细布防情报！
然而，令她疑惑的是，对方在发完该电报后，又发来一段莫名其妙的三“V”信号的电码，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回信。
“我的联络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谁？”这个问题困扰了苏采青半个世纪。
直到2008年，苏采青才从报纸上得知，当年那名联络人名为李静安，真名为“李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情报主管李克农还曾亲自致电陈毅命其寻找他的下落。那么，这位李白到底是何许人也？
李白出生于长沙浏阳县张坊镇的一户贫农家庭。直到9岁，家里人才攒够给他上初小的钱。
在学校，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老师时常向学生传播各种先进思潮，使得李白小小年纪就在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只是，由于家境窘迫，李白在13岁那年不得不辍学，然后被父亲送往一家名为“乾源裕”的大染坊当学徒。
可在这里，李白的付出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如此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后，得到的报酬却只够理一次头发。
李白一气之下，就离开了这个染坊，然后流转到各地打工讨生活，尝尽了人间冷暖。
1925年，国民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湖南，年仅15岁的李白深受震动，因为他发现了改变穷苦百姓命运的时刻到来了。于是，李白加入了当地农协和儿童团，然后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去。
1927年5月2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沙发动了著名的“马日事变”，疯狂捕杀长沙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浏阳县的乡镇就是“清洗”的重点之一！
小李白带领当地少先队员们积极加入到了地下抵抗斗争中去，很快就成为了张坊镇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
9月，李白参加了秋收起义，并在三年后正式加入红军队伍，上了井冈山。
1931年，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意识到无线电通讯的重要性，于是成立了无线电培训班，打算培养情报人才。而李白因为拥有一定的数学天分，被选入二期无线电培训班，毕业后就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无线电台政委。
在长征中，李白白天背着电台等设备负重前行，晚上则收发情报熬夜工作。
两万五千里长征路途上凶险万分，李白最经常对战友们说的话就是：“同志们，无论再怎么危险也不能抛弃电台。我们要视电台重于生命，人在电台在！”
他一生都在践行这句话，甚至后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这是后话。
到达陕北后，李白被送到抗大继续深造。
在这里，他的无线电通讯技巧也更上一层楼，很快就成为了我党无线电领域内的专家。
抗战全面爆发后，身为无线电专家的李白被派遣到上海建立电台，从而架设起了从上海与延安之间的通信桥梁。
为了更好地掩护李白的工作，党组织于1939年安排了女党员裘慧英来到上海，让她与李白假扮成夫妻，负责李白平常的警戒任务。
一开始，23岁的裘慧英对与陌生男人假扮夫妻一事感到非常尴尬，为此甚至还想要向上级申请调回原岗位工作。
对此，李白苦口婆心地开导她说：“党把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责任重大，发出去的每一个信号都关乎着党在上海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做地下工作就要豁出一切！哪怕是我们的生命！”
最终，裘慧英被说服了。她接受了这个特殊任务，此外还主动关心起李白的生活来。
经过一年多的朝夕相处，李白与裘慧英之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经党组织批准，他们从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
为保证通讯的安全，李白改装电台，将无线电功率从75瓦一路降低至仅7瓦，这样就能减小被敌人监测到的风险。
如此之小的功率却能把电报清楚地发到千里之外的延安，这在当时是个奇迹！就连苏联的无线电讯专家后来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都感到不可思议。
尽管如此，地下电台的工作毕竟充满危险，只要开机工作就会有被侦察识破的可能性。
在整个抗战期间，李白的电台两次被破坏，并遭受到逮捕。
第一次发生在1942 年9月的中秋节前夜。
当时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经常有日本宪兵开展地毯式搜查，企图搜捕租界内的中国地下电台。
那一天，李白因为手头新增了几份重要情报，所以发报时间较以往长了很多。
正当工作进入尾声时，日本人破门而入，然后迅速上楼。
就在日本人即将进入房间的这一小会，察觉到动静的李白以极快的手速将电台的收报机电子管插座上的小线圈用力拉掉，并把它们拉直揉乱丢在一边。
本来这台收报机是由一台收音机改装而成的，这样一来，他的收报机就又复原成了收音机。
李白认为这下敌人就没有实质性证据来控诉他了，于是他在受审中大大方方地说：“我只是个商人，电台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商务民用电台，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
日本人自然不甘心，便特意调来了无线电专家对那个看起来很是可疑的收音机反复检验。
最后专家鉴定认为，这的确只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因此无法作军用电台使用。
敌人见状又再生一计，企图采用重刑逼供的手段。
他们先是对李白用了“老虎凳”，后又拔掉他的10个手指甲，采用恐怖的电刑。
即使多次在受刑中疼得晕过去，李白依然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商人，什么也不知道。
与此同时，李白被捕的消息也引起了组织上的高度关心。
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潘汉年不惜动用特殊关系将李白引渡到汪伪76号总部，然后在秘密投诚的汪伪特工胡钧鹤的运作下，终于将李白解救出来。
出狱后，李白夫妇二人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只得暂时在上海找临时工为生，然后待机而动。
李白在抗战中第二次被捕，是落入国民党之手。
1944年秋，李白在静安寺与潘汉年重新接上了关系。
李白为纪念此事而化名为“李静安”，随后被安插到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报务员，往返于浙江和江西一带。
就这样，美英日等国的大量情报被李白用敌人的电台秘密汇报给了延安，为我党部队在抗战中的战略反攻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李白在一次乘船到浙江淳安时，装在背后箩筐里的电台被国民党部队查获，他也再度入狱。
所幸当时两党间还是合作的统一战线关系，经党组织交涉和营救，李白才脱离魔爪，然后与妻子暂时在浙江一带休养。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返回上海继续潜伏。白天他伪装成电器修理工，晚上下班后则熬夜发电报。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摧毁地下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的工作重点。为此，军统派出了特务叶丹秋。
叶丹秋曾破获过地下党在北平的电台，本身就有着丰富的侦测经验。等调到上海后，军统又特地给他配备了美国最先进的电台测讯车。
这样一来，叶丹秋很快就确定了李白电台的大概信号，
随后他又命人携带小型直流通报机进行搜获，经过长时间的搜索，终于在12月底确定了李白电台的具体位置。
12月29日，叶丹秋带领一大批特务包围了李白的住所。
此时的李白正在发送一封绝密文件——国民党在长江南岸的布防情报。此情报事关今后解放军南下渡江的胜败，所以，即便身陷包围，李白依然淡定地坐在位置上，直至将电文发送完毕。
而随着敌人上楼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李白知道自己今日是在劫难逃。于是，他在最后的时间向西柏坡方面发送了三“V”信号的电码——这是约定俗成的警示信号，意思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而负责与其联络的报务员苏采青却并不知道三“V”信号的含义，她在收到电文后不敢怠慢，紧急上报给了上级，但是，得到的只有“任务终止，停止联络”的命令。
苏采青不知道的是，这位与她联络了七十多天的神秘人已经被捕入狱了。
在捉到李白这条“大鱼”后，叶丹秋对李白采用刑讯逼供连续30多小时，前后用刑30多种！
在此期间，李白始终宁死不屈，束手无策的叶丹秋只好于1949年4月，将他秘密转押至蓬莱路看守所。
所幸后来李白在一位出狱难友的帮忙下，与妻子裘慧英约好在看守所后面一家民宅的阳台上与之隔窗相见。
当时，李白的双腿已被敌人的老虎凳压断。无法站立的他只能靠难友的托扶才能爬到窗口。
裘慧英抱着年仅五岁的儿子望着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丈夫痛哭流涕。
李白则笑着对妻子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若回来自然，若回不来，你们一定要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最后，李白对着裘慧英怀中的儿子喊道：“再过几天爸爸就回家抱你！”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家人最后的诀别！
1949年5月7日，李白与其他十余名地下党员被军统特务押到戚家庙秘密杀害，时年39岁。他就这样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此时距上海全面解放仅剩20天！
1949年5月30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我党的情报主管李克农专门致电陈毅，要他务必不惜一切代价查明化名为李静安的李白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身为上海市长，陈毅随即命令军管会和公安局组织精干力量展开搜查行动，然后查明李白已于5月7日被敌人残忍杀害。
得到回电的李克农非常痛心，他本来想推荐功勋卓著的李白担任建国后的首位邮电部部长。
随后，李克农指示陈毅道：“血债要用血来还，务必要找出残害李白同志的凶手，我们一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经过一年多时间，当年杀害李白烈士的首犯叶丹秋终于被逮捕归案。
1951年1月，上海人民法院宣布立即对其执行死刑，贯彻了李克农“血债血偿”的指示。
1958年，在李克农的倡议下，李白的事迹被拍成著名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而他的伟大精神也得以流传半世纪仍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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