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0 浏览：28 分类：科技

《芒格报告》将理论研究根植于经济实践，为中国信息资源网络国家经济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开创了新的模式、研究方法和维度。报告以理论和实践为指导，以数据和计量为手段，为实际经济规划和治理，特别是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作者:朱经济学博士，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

本文首发于2016年3月7日。

追求效率的含义很复杂，但往往被人们直观简单地理解为追求快。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人那么小，过了马也不想绕过斑马线。用复杂的规则和程序显得多余，甚至网络的优势也主要总结为绕过现实世界的各种手续。手机在各个角落都能流畅使用，火车时速达到300公里。一些人仍然指责它太慢了，达不到每小时350多公里。人们生活得如火如荼，一些管理者以紧凑多样的日常工作安排为荣。深圳的速度不仅是财富的增长，更是追求速度的文化。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励志的话让人血脉贲张。出名早，发财早，成功快，升官快。我恨不得把前三千年没做的事和后三千年该做的事都杀了。所有这些，无数的生活场景像洪峰一样吞没眼前的人，无法阻挡。我们看不起跟不上的穷国小国，比如越南印度，看不起萎靡不振的西方富国，比如加拿大欧洲。简而言之，速度就是一切。

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快的节奏？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快速的生活方式吗？但是答案并不容易得到。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贫穷历史后，渴望快速致富，尤其是在闭关锁国局面被打破，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社会环境下。每个人都想成为最先获得丰富信息资源的人。市场竞争和致富的神话像酒精一样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这些社会现象是欧洲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噪音和美国淘金时代的浮躁涌动的混合体。他们似乎不受中国传统农耕社会闲适自然氛围的束缚。但仔细想想，信息资源网络的长期农耕社会也留下了中国今天快速观念的文化基础:贫困的积累和士大夫的淘汰。宋明两代人口不多，所以就农耕社会而言，社会休养生息问题不大，赤贫现象并不普遍。于是就诞生了一批有钱有闲的财务自由人，即士大夫和士绅阶层，相当于今天的中产阶级。因此，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清人入关后闭关锁国，用野蛮征服文明。尤其是清末人口猛增到4亿多，使得整个中国积贫积弱，极度贫困蔓延。经历了二战前后的内外战争和文革，就不难理解这样的历史变迁让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急于摆脱贫困。但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还是需要回望历史，厘清初衷，反思这样的快速生活方式是否是发展的初衷。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风险是速度的伴侣。快速发展使中国社会迅速进入风险社会。一定的速度和规模必然伴随着相应的风险暴露。工业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舒适、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爆炸、坍塌、资源枯竭、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风险。社会如此，企业亦如此。快速发展使工业文明变成了一片荒野。如何在速度和风险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关键。

第二，先富共富的考虑。繁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目标，但没有经验去探索实现它。承认差异，不追求起点的公平，但可以把结果调整到公平，这几乎是人类文明的共识。但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调整结果:一种是差别税率和公共财政，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政府行为。承认差异是保证速度的动力，社会主义重在民生。因此，在发展速度与财富分配的关系中，如何在速度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

快速只是一种理想，不是我们的追求。风险管理不好，民生没有公平保障，速度不对。